黄兄（张子华）带回手札，陈述盛意，此间同志极引为幸。国难危急如此，非联合不足以成大举。弟方数年呼吁，今幸贵方所表同情，复得兄出而襄赞，救亡前途实深利赖。弟方除已致送贵党中央公函，表示弟方一般方针及建立两党合作之意和愿望外，兹为促事速成，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承允面叙，极表欢迎。惟苏区四周，弟等外出不易。倘兄及立夫先生能惠临敝土，则弟等愿负全责保兄等安全。万一有不便之处，则华阴之麓亦作为把晤之所。但弟身外出安全，须贵方代为策划。为慎重秘密计，现仍托黄兄回报，并携去较妥之密码，至呼号波长一如来约。凡机密事，统可电中相商。晤期约定，即希告黄兄先来布置一切，以便弟得代表弟方兼程前往也。”
九月一日，周恩来给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写信。信写道：“果夫、立夫两先生：分手十年，国难日亟。报载两先生有联俄之举，虽属道路传闻，然已可窥见两先生最近趋向。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所策划者，正为贤者所主持。呼高应远，想见京中今日之空气，已非昔比。敝党数年呼吁，得两先生为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国难转机，实在此一举。近者寇入益深，伪军侵绥，已成事实，日本航空总站，且更设于定远营，西北夕危亡迫在旦夕。乃国共两军犹存敌对，此不仅为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互消国力，自速其亡。敝方自一方面军到西北后，已数作停战要求。今二、四两方面军亦已北入陕甘，其目的全在会合抗日，盖保西北即所以保中国。敝方现特致送贵党中央公函，表示敝方一般方针及建立两党合作之希望与诚意，以冀救亡御侮，得辟新径。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则民族壁垒一新，日寇虽狡，汉奸虽毒，终必为统一战线所击破，此可敢断言者。敝方为贯彻此主张，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作具体谈判。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瘁，以便双方迅作负责之商谈。想两先生乐观事成，必不以鄙言为河汉。临颖神驰，伫待回敬。”
九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再致信陈氏兄弟。信写道：“果夫、立夫两先生：前由黄君（张子华）奉陈一书，想已入览。关于双方负责代表具体谈判事，迄今未得复示，不胜系念。日寇图我益急，弟方停战要求已至再三。乃蒋先生于解决两广事变之后，犹抽调胡军入陕，阻我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岂停止内战可以施之于西南，独不可施之西北耶？窃以内战不停，一切抗日准备无从谈起。养甫先生曾数数以书信往还，弟方更屡次竭诚相告，而蒋先生迁延不决，敌对之势非但未变，且更加甚。此徒长寇焰，丝毫无益于国难之挽救者也。两先生为贵方党国中坚，领导党议。倘能力促蒋先生停止内战，早开谈判，俾得实现两党合作，共御强敌，则两党之幸，亦国家之幸也。现为促事速成，特委潘汉年同志前来详申弟方诚意，并商双方负责代表谈判之地点与时间（汉同志是联络代表，他不负任何谈判责任），到时希赐接洽。临颖匆匆，不尽欲言。”
同日，周恩来致信蒋介石。信写道：“介石先生：自先生揭橥反共以来，为正义与先生抗争者也已十年。先生亦以清党‘剿共’劳瘁有加，然劳瘁之代价所付几何？日本大盗已攫去我半壁山河，今且升堂入室，民族浩劫高压于四万万人之身矣！近者，先生解决西南事变，渐取停止内战方针。国人对此，稍具好感。惟对进攻红军犹不肯立即停止，岂苏维埃红军之屡次宣言、全国舆论之迫切呼吁，先生犹可作为未闻耶？先生须知，共产党今日所求者，唯在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与真正发动抗日战争。内战果能停止，抗战果能实行，抗日自由果能实现，则苏维埃与红军誓将实践其自已宣言，统一于全国抗日政府指挥之下，为驱逐日寇而奋斗到底。先生素以继承孙中山先生革命传统为职志者，十年秉政，已示国人对外妥协对内征服之失策。现大难当前，国人抗日之心甚于‘五卅’，渴望各党合作之忱甚于民国十三年改组，先生其亦有志于回到孙先生革命的三大政策这传统而重谋国共合作乎？当先生实行孙先生革命政策时，全国群众闻风景从，先生以之创黄埔，练党军，统一两广，出师北伐，直抵武汉。及先生背弃孙先生遗教，分裂两党统一战线后，则众叛亲离，内乱不已，继之以‘九一八’，五年外患，国几不国。
“先生抚今追昔，其亦有感于内战之不可再长而抗日之不容再缓乎？苏维埃与红军为此呼吁，至再至三，但仍不得先生之坚决同意。前者东向抗日被阻于晋，今者全国主力红军集中西北，目的更全在抗日，乃先生又复增兵相逼。先生岂竟忘日寇已陈兵绥东，跃跃欲动，即欲变西北为殖民地耶？来敢正告先生：红军非不能与先生周旋者，十年战绩，早已昭示国人。特以大敌当前，亟应团结御侮。自相砍伐，非但胜之不武，抑且遗祸无穷。若先生以十年仇隙，不易言欢，停战议和，未可骤信，则先生不妨商定停战地区，邀请国内救国团体各界代表监视停战，必知红军力守信誓，只愿在抗日战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