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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城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来到周恩来的住处，有要事相商。本来，有什么事都应在刚才的会上提出来的，毛泽东这时候单独来找周恩来谈，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毛泽东点上一支香烟，连吸了几口，说：“恩来，你对博古最近的表现，有什么看法吗？”
周恩来给毛泽东端来一杯开水，望一望毛泽东，说：“我正想听一听你对博古的看法哩！”
毛泽东喷出一道长长的烟舌，直截了当地说：“博古对遵义会议的这种态度，在同志们心目中已没有什么威信可言了。若叫他再领导下去，也是比较困难了。几天来，洛甫一直在跟我商量，不能让博古再领导下去了。”
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再一次与毛泽东不谋而合。他颇有同感地对毛泽东点了点头，说：“遵义会议以后，博古再领导实际上就没有人服了。现在，这事既然提出来了，我看还是宜早不宜迟。”
毛泽东面呈悦色，盯着周恩来说：“博古下去以后，谁来接替合适呢？”
周恩来想了想，说：“依我看，你来接替比较合适。”
毛泽东摇了摇头，说：“我不合适。自宁都会议我离开中央核心，已有3年多了。现在，才刚刚复出，不能马上就把这担子挑起来。”
周恩来用劝告的语气说：“现在书记处成员只有你、我、洛甫、博古，我是原三人团成员，不宜担此重任。那就是你和洛甫两人中选择其一。你是中央政府主席嘛，在党中央负总责也是在情理之中。”
毛泽东又摇了摇头，说：“我看让洛甫做合适。他在遵义会议上，系统地批评博古、李德军事指挥错误，得到大家好评。他是莫斯科回来的，也能团结一大批留苏同志。共产国际对他也较信任，让他接替博古，以后我们也好向共产国际交待。”
周恩来沉思片刻，说：“既然你不接受我的建议，那我只能说，事关重大，我们书记处几个同志再商量一下，再作最后决定吧。”
毛泽东吁了口气，说：“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在博古那边，还得劳驾你去做他的思想工作哩！”
周恩来迟疑了一下，轻轻地点了点头，脸上的表情变得沉重起来。要去说服博古自动放弃党中央最高领导权，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啊！而这时候，在中央核心成员中，除了他周恩来，还有谁能去说服博古呢？
博古见周恩来登门造访，感到很奇怪。这事要是发生在一个月以前，那自然是很正常的。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没有同他和李德站在一条战上，从三人团中“分裂”出来了，他对此现在还是耿耿于怀。
他怎么也想不通，同是三人团成员，为什么同志们对周恩来的批评是那样的温和，而对他和李德是那样严厉，那样毫不留情，近乎残酷？同样是在军事指挥上犯了错误，为什么周恩来最终得到同志们的谅解宽容，不但没有被处分，反而取代他成为“党内委托的对在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他和李德却军事大权旁落，还被指责为军事错误路线的“罪魁祸首”？
不过，恼懑之余，他又不得不钦佩，一向以采取灵活策略而著称的周恩来，在关键时刻所表现出的大智大勇，是他和李德所望尘莫及的。如果在会上他也采取周恩来那种态度，那他现在的处境肯定不会是这个样子。可他却办不到。
自1931年9月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以来，他的处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尴尬过。虽然名义上他的党中央第一把手的职务没有改变，但不管他走到哪里，不管碰见什么人，已经很少见到以往那种敬重的表情，甚至有不少人向他投来谴责的目光。
在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中，洛甫越来越多地接管了，在某些方面显然是没有他的存在一样。在重中之重的军事指挥方面，本来政治局是指定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帮助者，由于周恩来的谦逊恭让，毛泽东越来越反客为主地向主角靠近了。
不再有人来向他请示汇报，不再有人来征求他的意见，他这个总负责人已形同虚设。被孤立的哀愁，无时无刻不在心头折磨着他。他常喃喃低吟：“我是多伤惨，光阴犹如胆，何日胆光转，红军出青天。”
见博古情绪低落，周恩来没有直接跟他谈变换中央总负责人职权的事，而是拐弯抹角地先说一些听似题外的话。他说：“你在遵义会议上对同志们的批评不满，对我周恩来也有成见，这一点我是理解的。跟你说实话，对同志们的有些批评，我也并不是完完全全地心悦诚服地接受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同志们的批评大部分是正确的，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没有必要去为一些次要问题纠缠不休。”
博古凄楚一笑，说：“你周恩来有耐性，能受那种窝囊气。我可受不了。我博古执行的是共产国际的路线，要说我有什么错误，应该由共产国际来裁决。毛泽东、洛甫、王稼祥这帮人有什么资格指责我？”
周恩来说：“这些问题以后我们有时间再争论吧！再说，遵义会议上，大家还是肯定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只是批评我们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要求改变军委领导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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