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围剿”没有能够在中央苏区粉碎，和西征以来的军事连连失利。我们必须反省这些错误，才能为今后制定出正确的军事策略。
接着，朱德、陈云、刘少奇相继发言，支持洛甫、毛泽东、王稼祥的反报告，批评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政治局成员中，只有博古和凯丰固执已见，只承认五次反“围剿”战争和西征以来的军事失利只是局部的失误，整个军事路线是正确的，反对洛甫、毛泽东、王稼祥的批评。李德则坚决不同意对他的批评。
邓发保持中立，没有表态支持那一边，也没有表态反对哪一边。但从争论的形势看，洛甫、毛泽东、王稼祥的反报告显然是占了上风了，并反客为主地成了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
博古受到大多数同志的批评，心里很不服气，又无话可说。他神情沮丧，话也少说了。主持会议的人说不上话，第三晚的会议出现了反客为主的局面，即由毛泽东、洛甫、王稼祥唱主角。
李德知道自已处于劣势，情绪低落，独自坐在一边，一个劲地吸雪茄烟，一言不发。加上，小伍历来都看不惯他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作风，以往是敢怒不敢言，此时就无所顾忌，在给他翻译时“偷工减料”，弄得他常常摸不着头脑，变成聋子一个。他对与会者的发言不知所云，越听越烦躁，会还没开完，他就怏怏而去。
由于洛甫、毛泽东、王稼祥的反报告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洛甫已理所当然地在会议后一段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谈到中央政治局今后须加强对军委的领导时，洛甫提出，从这段时间的工作情况看，中央政治局是不够强有力。为加强中央政治局的权力，提高工作效率，他建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大家互望着，又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投向周恩来，似乎只等他表态了。周恩来点了点头，同意洛甫的建议。
除博古、凯丰、邓发不表态外，所有与会人员都同意洛甫的建议，增选毛泽东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
为适应新的战争形势，使中央更有效地开展工作，洛甫还建议，从今以后由中央书记处成员和政治局经常在中央负责工作的同志，负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政治局还要开一次会议，中央常委的工作分工再进行适当调整。与会者一致同意。
在讨论军事指挥问题时，周恩来心情沉重地表示，鉴于三人团在战略转移以来，在军事指挥上一再犯了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并对于军事失利负有责任，他建议停止三人团的工作。大家钦佩地望了望他，随即，都赞赏地点了点头。
洛甫与毛泽东、王稼祥交头接耳商量片刻，提出今后军事指挥还是由总司令、总政委负责。取消三人团和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后，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在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周恩来忐忑不安地望一望大家，再次提出自己是三人团成员，跟博古、李德一样对西征以来的军事失利负有责任，现在再由他来掌握对军事指挥的最后决定权，这是不合适的。
洛甫又与毛泽东、王稼祥商量了几句，对周恩来说：“恩来同志，西征以来的军事失利的责任主要在博古、李德身上，你是负有一定的责任，但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还是相信你的。”
毛泽东接过洛甫的话说：“恩来同志长期负责军事工作，现在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这个角色非你莫属啊！”
周恩来想了想说：“现在既然泽东同志已增选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应该由他来负责军事工作。”
毛泽东摇头道：“此议不妥。因为我离开军委已两年多了，对部队情况不是很熟悉，不宜担负这项重任。再说，军事指挥不同寻常，现在不应作那么大的变动。”
洛甫说：“我同意泽东同志的意见。泽东同志当然要参加军委工作，但目前军委工作主要还是由恩来同志全盘负责，泽东同志协助恩来同志指挥军事。”
洛甫和毛泽东表态后，大家对这个问题没有异议了。
会议还决定，指定洛甫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委托中央常委审查后，发到各基层党支部中去讨论。根据当时的形势，会议采纳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建苏区的决议，一致决定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中央政治局于18日举行会议。这次会议作出两项重要决定：一，调整中央常委分工，毛泽东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二，王稼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遵义会议对毛泽东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他政治生涯的转折点。对于周恩来，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此之前，博古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在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被停止后，周恩来成为党内委托的在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实际上是取代了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职权。而毛泽东被指定为周恩来军事指挥的帮助者，很显然地在失去军权两年多后，他又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上来了。
62年后，遵义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