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总政委周恩来

    1935年1月15日傍晚，北风呼啸，白雪飘扬。遵义老城枇杷桥柏辉章公馆四周，警戒森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在这幢漂亮大楼的二楼东厢房召开。天气寒冷，屋里燃着几盆木炭，加上几个吸香烟的人不断地吞云吐雾，整个屋子烟雾弥漫。

    参加会议人员和列席会议的人员名单，全部由三人团讨论通过。周恩来实际上是此次会议的秘书长，负责会议的组织工作。部分远在遵义外围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军队负责人，还是由他亲自发电报通知与会。现仅存的一份会议通知电报，就是周恩来发给红5军团政委和中央驻红5军团代表刘少奇的。电报说：“卓然、少奇：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赶来遵义城。”由于此次会议的记录一直未找到，参加会议的人员及职务，直到会议开过了五十多年后，也就是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逐步弄清楚。

    参加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党中央总负责人、三人团成员博古（秦邦宪），党中央书记处书记洛甫（张闻天），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党内指定为军委总负责人）、三人团成员、红军总政委兼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中央纵队政委、遵义警备司令部政委陈云。

    参加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苏维埃中央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央驻红五军团代表刘少奇，少共中央书记凯丰（何克全）。

    列席会议人员：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三人团成员李德（华夫、奥托·布劳恩），红军总参谋长、中央纵队司令员、遵义警备司令刘伯承，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李富春，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红1军团政委聂荣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3军团政委杨尚昆， 红5军团政委李卓然，原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编辑、新任命的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的翻译伍修权。

    有五位政治局委员无法参加会议，他们是：远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在川陕苏区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四方面军实际领导人张国焘；在湘西苏区的红2军团政委任弼时；在江西中央苏区的中共中央分局书记项英。

    博古主持会议，并代表中央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总结报告。

    他在报告中承认，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没有被粉碎，作为中央主要负责人，他负有责任。但对自已负什么责任，他没有具体提到。他把反“围剿”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和蒋军的强大，白区反帝反蒋运动没有显著进步，瓦解蒋军的工作做得差，游击战争开展不够，各根据地互相配合不密切，苏区后方供应工作没有做好，等等。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则三言两语，连皮毛都没有触及。尽管他口若悬河，能言善辩，可从大部分与会者的反应来看，他的报告显然没有赢得听众。

    周恩来作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与博古恰恰相反，他在报告中指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之所以失败，最主要的不是帝国主义和蒋军强大、白区工作做得不够、游击战争开展不好、各根据地不互相配合、后方物资供应不足等等原因，而是军事指挥上出现了错误。他将军事指挥错误逐一作了详细分析后，主动承担责任，并诚恳地进行了自我批评。

    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雄辩的理论，只有对军事策略错误进行毫无保留地剖析，只有对自已的错误和应承担的责任进行坦诚深刻地检讨和毫不含糊地表态。然而，他的这些朴实恳切的言辞，使博古和李德深感不安，却使大部分与会者为之振奋，心悦诚服。

    两个报告做完后，接下来就是与会者发言，对两个报告发表看法。

    首先发言的是洛甫，他代表毛泽东、王稼祥及他本人发言。他手上拿着一份讲话稿，实际上就是针对博古的总结报告作反报告。

    洛甫、毛泽东、王稼祥的这个报告认为，不能粉碎蒋军“围剿”的主要原因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即党的军事领导人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

    他们严厉批评“左”路线军事领导人，在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退却和突围转移时，同样犯了原则上的错误。指出在决定退出苏区后，依然无目的地在苏区内同敌人拼命作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的与搬家式的行动，在干部群众中关于这种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织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部队变成掩护队，使得三个月的突围战役，差不多处处成为掩护战。

    他们严正指出，博古、李德的领导方式是极端恶劣的，军委的一切工作为李德个人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