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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夜已经很深了。卧室还亮着油灯，没有动静。周恩来以为邓颖超已经入睡了，就蹑手蹑脚迈步进屋。刚走到门口，就听见妻子剧烈的咳嗽声。她独自一人静静地坐在床边，显得心事重重。见丈夫回来，她站起来说：“恩来，我还是想和妈妈留下来，不跟你们走了。”
“你怎么这样想？”周恩来疑惑地望着妻子。
邓颖超又咳了两声，说：“我身体这么差，随军行动只会拖累你们啊！”
在中央苏区过量的工作，加上南方阴暗潮湿的恶劣气候，使她容易得的病旧病复发。还是在8月间，她不断发高烧，剧烈咳嗽引起大量吐血，母亲将她的血痰拿到员央红军医院化验，从中发现结核菌。在医疗条件很差的情况下，得结核病无异于绝症。母亲将她接到中央红军医院调治了半个月，暂时是止住了血，高烧也退了，但病情还是时好时坏，身体一天一天瘦弱下来。
得知中央红军即将进行战略转移，她曾请求留下来，和项英、陈毅等一起坚持在中央苏区与敌人战斗，丈夫考虑到她的身体状况，加上岳母也被留了下来，也就同意她的请求。但博古他们在讨论人员去留方案时，不同意她留下来，而把她编入了卫生部的休养连。
周恩来凝望着妻子，摇了摇头，说：“谁走谁留下，这是组织的决定，个人不能改变。”
“好多同志都留下来嘛，我怎么不可以留下来？妈妈也没有走嘛！再说，你们不久就要打回来的嘛，我干么……”
“这是组织的决定，由不得个人情愿不情愿的。”周恩来打断妻子的话说。
“我有这个要求，组织可以考虑嘛。”
“组织已经作出了决定，个人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
“不可以再商量了吗？”
“我想，这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我们一走，妈妈一个人……”
见妻子话说一半又咽下，不是不想说出来，而是因为忧伤说不出来，周恩来心头一阵震颤。这时候，把岳母一个人撇下，他心里会好受吗？7年前，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时，他正在上海受蒋介石悬赏20万银元捕杀，而妻子正在岳母护理下呆在广州一家德国医院里。他不知道因妻子难产，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也是最后一个孩子已经夭折。在忙于组织转移和批击反动派的同时，他时刻挂念着远在广州的妻子和岳母。
他想，蒋介石在上海搞“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决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肯定也会波及广州。于是，他给广州军委机关发密电，要邓颖超母女离开广州来上海。在军阀陈济棠统治下的广州，此时也开始大规模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位于南华银行二楼的中共广东区委军委机关遭到搜查。幸亏一位同志十分机警，搜查前刚好把收到的周恩来给邓颖超的电报交给一位工友，让他务必把电报交给邓颖超。
4月15日拂晓，大批军警包围中山大学，中山大学党支部和广东区委妇委负责人陈铁军舍命爬过墙头，侥幸逃脱，赶到医院将事变发生的消息告诉邓颖超。此时，邓颖超也刚刚收到工友送来的周周恩来从上海发来的密电。形势万分危急，在医院医师王德馨和护士韩日修仗义帮助下，邓颖超母女俩躲过军警的严密搜捕。在王大夫和韩护士的巧妙安排下，他们母女俩乘医院到香港购买药品的小火轮，前往香港后辗转来上海。母女俩在上海通过秘密登报找人的办法，直到5月1日才和他取得联系。
现在，他们又要面临着一次痛苦的离别，同样等待着他们的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场劫难。想着这些，身为人妻，为人婿，周恩来实在是于心不忍。可是，他是周恩来，一个党中央主要负责人，一个红军总政委，在党和军队面临考验的非常时刻，他能只考虑儿女情长，而是顾全大局吗？不。那绝不是他周恩来的性格，从来都不是。他咬一咬牙，长长地吁出口气，对妻子说：“妈妈是一个很坚强的老人，这一点你比我更清楚。不是吗？”
“我想如果她也能跟我们一起……”
“我们还是服从组织的决定吧。”
见丈夫那样严肃，邓颖超无奈地叹了口气，不再争辩了。她望一望他，见他脸上充满倦容，说：“你一天忙到晚，趁早休息吧。”
周恩来正想休息，警卫员小魏敲门报告，说毛泽东有事找他来了。他一点没有犹豫，跟着小魏到隔壁的房间来。这是他开会和会客的房间，只摆着几张木凳子，桌上点着一盏煤油灯。
毛泽东因患疟疾，久治不愈，面容清癯，长发蓬乱，消瘦后就显得背有点驼。在筹划战略转移时，负责人员去留安排的博古本想把他留下来，经周恩来和朱德力争，博古才改变主意。
“毛主席，都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休息？”周恩来走过来，握住毛泽东的手说。
“恩来，这么晚了还来打扰你，真不好意思。”毛泽东苦笑着说，“可我只能这时候来了，不然，我怎么能找到你呢？”
“有事你可以约我谈嘛。”周恩来丝毫不介意。“你身体好些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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