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渡一带，派队逼近南城、浒湾、贵溪游击，并以31师前出东乡调动敌人，求得运动战中解决，在这几天努力筹款与进行赤化。”
蒋军为夺回金溪，由吴奇伟指挥3个师的兵力，由抚州和金溪之间的浒湾出发，分两路向黄狮渡和金溪夹击。战机不期而至，周恩来和朱德决心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吴奇伟部。
8日，红军主力在枫山铺与吴奇伟部遭遇，经过激战，红军将西进的敌军全部击溃，并跟踪猛追，沿抚河东岸直追至抚州城对岸的千金坡机场。两次战斗共俘敌4000余人，缴枪4000余枝。第四次反“围剿”初战告捷。
红一方面军攻克黄狮渡、浒湾，重创吴奇伟部后，项英等苏区中央局领导人不顾红军取得的胜利，坚持要红军主力攻取南城。1月16日，他们致电周恩来、朱德，就今后行动部署提出意见：在目前敌人部署情况下，我们依托的安全后方各方感受敌人之威胁，应迅速机动转移战场，调动敌人作战为宜。提议“首先打击南城城外敌人”。
次日，周恩来电复项英、任弼时，申述红军数天来集结金溪、浒湾一带原因，是为运送伤兵与筹款，“前方这几天不急征资材，何能连续战斗？……转移地域作战固好，但须估计退回黎川又将成为等待，进击南城附近敌人则须背水作战”。
蒋介石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起初将主战场放在鄂豫皖苏区的红四方面军，次战场放在江西、福建的中央苏区。蒋介石亲自到武汉坐镇，指挥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派何应钦坐镇南昌，指挥对中央红军的作战。其战略部署是对红四方面军取攻势，对中央红军取守势。
早在去年6月，蒋介石在武汉组织总司令部，以李济深为副总司令，分三路向鄂豫皖进剿：右路军司官李济深，副司令官王均，下辖7个师、1个军和1个独立旅；中路军司令官蒋介石，副司令官刘峙，下辖15个师、3个骑兵旅和1个特务旅；左路军司令官何成浚，副司令官徐源泉，下辖4个纵队；另有长江上游“剿匪”总指挥部，下辖2个军、2个旅和1个支队。同时，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赣粤闽湘边区剿匪总司令”，陈济棠为副总司令，下辖余汉谋、陈诚、李扬敬、蔡廷锴、白崇禧、朱绍良、谭道源、赵观涛、孙连仲9路军。
红四方面军未能在鄂豫皖苏区粉碎蒋介石的重兵“围剿”，退至平汉路东，被迫西移。后又在蒋军紧逼下，转移至川北陕南一带，创建新的川陕根据地。
蒋介石解解除了红四方面军对武汉的威胁后，从湘鄂西和鄂豫皖抽调兵力，重新将“围剿”重点放在中央苏区。
当年底，蒋介石下令加紧对中央苏区两翼的湘赣、湘鄂苏区和闽浙赣苏区的“围剿”，将赣粤闽湘边区“剿匪”部队分为左、中、右路军，仍以何应钦为总司令，贺国光为参谋长。中路军以蒋嫡系部队为主力，12全师约16万人，由第18军军长陈诚任总指挥，任务是寻求与红军主力决战。左路军以驻福建的6个师又1个旅组成，由第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指挥。右路军以驻粤北、赣南的粤军6个师又1个旅组成，由粤军第1军军长余汉谋任总指挥。
参战兵力共28个师4个旅，空军2个大队。按照何应钦在南昌制定的作战方针，是要以三路分途向苏区进剿，主力集中于中路，包围红军主力于黎川附近地区，并一举歼灭。
据此，左右两路军分别担负在闽西和赣粤边地区的“剿办”和策应中路军进攻任务。以4个师又2个独立旅担任永丰、乐安、南丰、南城、抚州及万安、泰和等地的守备，防堵红军并维护后方交通。以第22师为总后备队，2个航空队支援地面部队作战。陈诚在抚州即将中路军的12个师编成3个纵队进行部署：第一纵队以3个师组成，由罗卓英任纵队长，在宜黄南部地区集中，向广昌方向进攻；第二纵队以4个师组成，由吴奇伟任纵队长，在抚州以南地区集中，与第三纵队协同作战，侧击黎川；第三纵队以4个师组成，由赵观涛任纵队长，在金溪地区集中，与第二纵队协同作战，向黎川正面进攻。另以1个师为预备队。限令各部队于1月6日以前集结完毕。
然而，各部队行动缓慢，并没有能按照指令规定的期限到达集结地区。蒋介石对此大为恼火。
早在“九一八事变”不久，蒋介石把持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致粤要人电》中置日寇侵占东三省民众要求抗日呼声于不顾，反而强调“危害民族生存之赤匪必须根本铲除”。剿除长江流域红军，特别是清剿中央苏区，是他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决定，这也是他顽固坚持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可眼前此种状况，岂不令人担忧！于是，他不得不下决心亲自赴南昌指挥这次“围剿”。
进入中央苏区直接指挥战争一年多后，周恩来对红军的作战能力和敌军的情况有深切的了解。他认为红军主力的进攻必须是有条件的，要符合红军的实际作战能力，决不能实行红军作战能力所不及的盲目的进攻。在作战方向上，他主张选择敌人的左翼出击，在抚河以东、信江以南之间的广大地区于运动中消灭敌人。敌人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