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沿岸，敌之主力吴、罗、朱三师及李明、刘绍先两师向东寻找我主力作战”。“我军决立即向东消灭毛［炳文］、李［云杰］、许［克祥］三师，占领南丰，以至南城、黎川，然后迎击西来之敌。”
8月24日，红军主力进抵南城近郊时，发现蒋军3个师共17个团已在南城布防就绪。风云突变，周恩来、毛泽东等当机立断改变预定计划，主动撤退至东韶、洛口一带休整，寻找战机。周恩来即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说明改变计划的原因：“南城内外险要，工事坚固，硬未易得手。下步行动计划为，俟西来增援吴（奇伟）、陈（诚）各部进至相当地点，便给予迎头痛击，以消灭敌人主力。”
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却一再催促，要求红一方面军继续向北出击，威胁南昌，认为这样才能减轻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苏区的压力，给这些苏区以直接支援。6月中旬，一度下野后东山再起的蒋介石，此时早已同日本侵略军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将本该用于抵御日寇侵略的兵力集中向红军进攻。这就是蒋介石对苏区和红军发动的第四次“围剿”，共调集约50万兵力，下半年对江西中央苏区暂取守势，而以主力“围剿”鄂豫皖、湘鄂两个苏区。
所以，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这时候指责红一方面军“不宜在南丰、南城、宜黄间久待，应绕至乐、宜一带，以敌之左侧背，给予各个击破”。还指出，这次方面军北上，虽表示其行动迅速秘密的进步，但不迅速向西求得在宜黄以西打陈诚、吴奇伟则是缺点。这样造成敌人更积极向苏区中心前进，使之受敌摧残，这给群众以十二分不好影响。
由此，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为一方，以远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和在瑞金的苏区中央局后方成员为一方，在作战方针上产生严重分歧，形成了对立阵势。
考虑再三，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于9月23日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电报进一步陈述对红一方面军行方针的意见：
“目前红军的行动最好能立即出击敌人，开展闽北，发展局势，振兴士气，并给鄂豫皖、湘鄂西以直接援助。但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成将造成更严重错误 。”
“现在因敌人固守白区城市据点，在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南城、南丰、黎川一线城市周围，还有广大区域未曾赤化，加以过去我们战略错误所造成的困难条件，致攻城打增援部队必须时时顾及敌人分进得以合击，又红军疾病离队之多，补充不及，在白区还不易打击与消灭敌人三个较强师的靠拢行动。”
“因此，我们认为，现在不利于马上作战的条件，应以夺取南丰，赤化南丰河两岸，尤其南丰之乐安一片地区，促起敌情变化，准备在运动战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要敌人为目前行动方针。具体的而置，以大部队兵力放在南丰之西直到乐安附近，以一小部兵力放在南丰东南做扩大苏区工作，以过一期工作，即以小部队经常向南丰游击，引起敌军增援南丰而准备打击增援部队，并相机与闽并苏区求得嫌络。这一布置虽不是立即击敌人，但仍是积极进攻的策略 ，因为这片地区之赤化与逼近这几个城市，必能变换敌情，并给红军经有利群众条件，消灭敌人与取得中心城市。
“在这一行动中 必须估计到敌情将有变化，当其有利于我们时，自然要机动地集中兵力作战。”
“我们决定后日出动，如中央局有新意见，望火速电告。”
次日，周恩来又从宁都写信给苏区中央局，强调说：“行动计划已电告。据我们看来，这是目前情形中最好办法。当然敌情不是不变，敌情一有变迁，我们仍当迅速地抓住敌人的弱点，实行击破其一方以便各个击破。”信中针对前方的作战指挥中存在议而不决的问题，提出应改变目前的作战指挥方式，“前方组织现不是集权于个人负责制，各人能力又均有长有短”，而“军事行动须当机立断，须行专勿疑。大家都不放心，事情一定做不好。即使有错，也要检查时予以批评，否则遇事干涉，遇事不放心，即不错也会弄错。”他还在信中建议苏区中央局成员到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解决后方领导人与前方领导人作战方针分歧问题。
与此同时，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分别致电湘鄂西和鄂豫皖中央分局：集中力量机动地选择敌之弱点，打击消灭其一面，各个击破敌人。分散与持久硬打是给敌人各个击破我们以及分进合击的最好机会。
苏区中央局接到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23日的电报和周恩来24日的信后，于25日复电：“在目前全国苏区红军积极行动艰苦作战中，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乐安，逼近几个城市来交换敌情，求得有利条件来消灭敌军，并解释这为积极进攻策略的具体布置与精神，这在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将于鄂豫皖、湘鄂西与更直接的河西十六军、八军积极而艰苦的行动，不是呼应配合的。而且更给敌军以时间不布置。分散亦有被敌袭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