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嘛！”
“说你与恩来的交情不如我，这不是存心气我吗？”朱德不服气地说，“两年前你我吵架，恩来不是护着你吗！”
“这说明以前我和恩来交情不算深，但很有缘份！”毛泽东颇为得意地说。他与周恩来的交往从1926年夏开始，那时他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讲习所，周恩来是广东区委军事部长，来讲的那一课是《农民运动与军事运动》。他们三人分手多年，现在又在这里相聚，的确是缘份不浅。谈笑间，周恩来想起一个人来，问毛泽东和朱德：“我们的老朋友陈毅呢？”
一提到陈毅，毛泽东和朱德脸色就阴了下去。
在轰轰烈烈的“肃反”扩大化运动中，在二十年代初与周恩来一起到法国勤工俭学，后来又一起参加南昌起义，再后来与朱德率领南昌起义部队一部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在中央苏区已是红22军军长的陈毅，在“肃反”中倒了大霉了。
灾难是由“富田事变”引起的。富田位于江西吉安、永兴、兴国三县交界处，是吉安县的一个村庄，是老革命根据地。中共江西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就设在这里。1930年10月红军攻克吉安城后，在清理敌人档案时发现有一张条子与江西省委书记李文林的家属有牵连。
凭着这张条子，李文林被红军总前委当作特嫌，扣留于黄陂。李文林是红军独立2团和4团的创建人，在任赣西南特委常委时也是抓“AB团”的带头人。12月，红军总前委派李韶九以特派员身份，带红军一个连从东固到富田，帮助江西省委“肃反”，认定李文林是“AB团”首要分子，并将其逮逋。
还在红2团时，李韶九就与李文林有矛盾，这回找到了报复的机会，同时也大肆抓捕一批干部。
在抓捕红20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时，谢汉昌供出该军174团政委刘敌也是“AB团”。刘敌头脑机灵，能言善辩，在被抓后说服李韶九手下留情，得以释放。由此他对李韶九怀恨在心，说李韶九是反革命，鼓动特务营教导员赖作寿带全营部队包围军部，李韶九逃跑，他们捆绑了军长刘铁超，放出谢汉昌。他又和谢汉昌一起，怂恿赖作寿率特务营冲富田。
红20军军部被包围时，被毛泽东派来处理“肃反”扩大化的李伯钧被扣留。他们认为李伯钧参与李韶九大肆抓人行动。其实，毛泽东早察觉李韶九心狠手辣，才派李伯钧和古柏分别到赣西南特委、红军学校、红20军和富田等处纠正“肃反”错误。
在看到毛泽东的亲笔信后，李伯钧才得免杀头之灾。他们冲富田时，炸牢门公开劫狱，包围省政府。古柏和妻子东躲西藏，险些被抓。在富田发难后，谢汉昌、刘敌将叛变部队拉到赣江以西，脱离红军总前委领导，在汀赣边区进行叛乱，企图到赣江东岸和红20军会合，准备进行更大的暴乱。他们还与前来制止叛乱的红军部队展开激战。苏区政府为平叛出兵1000多，却被叛军击退。苏区政府不得不再增调部队，全力制止叛乱。
由于王明把持的“左倾”中央将“富田事变”定为反革命性质，苏区“肃反”扩大化之火迅速蔓延，大批红军将士和地方干部被错关错杀。苏区中央局要求陈毅在红22军抓500名“AB团”分子，陈毅只抓了3人，没有完成任务，被说成包庇“AB团”。
按照“左倾”路线执行者的逻辑，包庇“AB团”自己就是“AB团”。陈毅被召去开会。临行时他对年仅20岁的妻子萧菊英说：“到下午六点，你就快走，回你家乡躲起来。如果我没有事，会派人把你接回来。”
陈毅到晚上八点才开完会，回到家不见妻子。四处寻找，在一口井里发现了她的尸体。原来，她以为陈毅被打成了“AB团”分子，绝望地跳井自尽了。
连自己的老朋友，为创建红军出生入死，对党和革命忠心耿耿的陈毅都被怀疑是“反革命”了，这还得了！初进苏区，摆在周恩来面前的头等大事，就是对“肃反”扩大化叫停。
他立刻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就纠正“肃反”扩大化作出决议。
决议指出：“过去对AB团及一切反革命派认识不正确，将AB团扩大化了，以为一切地主残余富农分子都可以当AB团看待，以为一切从异己阶级出身的分子都可能是AB团，把党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和犯错误的党员与群众都与AB团问题联系起来，甚至发展到连工农群众都不能信任了；于是觉得AB团是肃清不了的。有了这认识上的错误，便产生极严重的AB团斗争的方法上的错误，把AB团的斗争简单化，缩小到”打AB团“的捕获审问、处置范围内，而忽视积极的去巩固革命势力。尤其缺乏的，是反AB团的思想斗争与教育工作，结果便发展到以肃反为一切工作中心的极危险的观点。在打AB团中更专凭犯人口供，依靠肉刑，以致造成肃反工作的唯心论。”
陈毅到瑞金来看周恩来时，面容憔悴，神情沮丧。当年那激情满怀、意气风发的诗人气，已从他身上消失了。周恩来说了很多安慰的话，也没能叫他提起精神来。一个痛失娇妻受尽委屈的人，内心的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