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最有影响的一支队伍。但是，红四军领导内部在建军思想和建军原则上曾有过分歧，毛泽东和朱德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不尽一致。
这年5月间，刚从苏联归来的刘安恭到红四军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后，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的争论发展得十分严重。6月8日在闽西长汀的白沙举行前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临时军委。但争论并没有结束，有些方面反而更趋激烈。22日，在福建龙岩召开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争论的问题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未能得到多数代表的支持，会后，他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留在闽西养病并指导地方工作，没有随军行动。红四军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
周恩来在听取陈毅汇报后，指出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和前委扩大会在处置领导内部分歧的问题上是错误的，并提出四点批评：“一，红军是生长于敌人肉搏中的，他的精神主要的应是对付敌人。前委没有引导群众对外斗争，自已不提办法，而将问题交下级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别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上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三，这次扩大会议、代表大会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了极端民主的发展；四，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责任的重要，公开摆到群众中，没有指导地任意批评，而一般同志的批评大半又是一些唯心的推测，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只有使纠纷加重。”并且指出：“朱毛两人仍留前委工作，毛应仍任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四军全体同志了解并接受。”
陈毅按照周恩来多次谈话精神，代中央起草了一封指示信，经周恩来审定后，带回红四军。这便是9月28日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此信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作出了一个对中国革命运动有重大意义的论断：“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对红军的任务作了明确规定：“目前红军的基本任务主要的有以下几项：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 “红军一切行动务要避免单纯的军事行动，要与群众斗争取得密切联系。”“有了广大群众在红军的周围，红军的一切困难及本身发展便将较顺利地得到解决……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
陈毅于10月20日携此信回到红四军前委。11月26日，毛泽东回到前委。28日，毛泽东报告中央：“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领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根据中央此指示信精神，红四军于12月底在福建上杭东北的古田召开第九次党代会，集中解决红军的建军原则问题。大会选举产生新的红四军前委，毛泽东为书记，朱德、陈毅等十一人为委员。
在红四军内部的那场争论中，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得到了周恩来支持，他才得以官复原职。现在，他为了攻打城市的问题，跟项英他们争吵得不可开交。这场矛盾，他只有等周恩来来了才有望化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