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领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谁的意见能改变中央的决定？毛泽东坚持自己的主张，认为红军作战的最终目标是要把全中国都变成苏区，可现阶段不可能实现所谓的“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冒险进攻城市除了给红军带来巨大伤亡，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他还是坚持一贯的游击战和“农村包围城市”的观点不变。项英讥笑说：“按你这么说，我们现在只能把队伍拉回井岗山，继续占山为王？”
毛泽东脸一阵涨红，两眼盯着项英，提高声调说：“如果你们一定要把队伍拉去攻打中心城市，我毛泽东一个人也无法阻拦。但我要劝告你们，那样做不但不能把各个苏区连在一起，反而要把各个苏区丧送掉。现在去攻打中心城市，无疑是鸡蛋碰石子！”
项英指着毛泽东斥责道：“你这是彻头彻尾、不折不扣的右倾！”
毛泽东冷冷一笑。
项英见毛泽东没有丝毫回心转意的表现，觉得这样争吵下去不会有什么结果，他请任弼时表态。任弼时不像项英那么急，认为内部对战略战术的看法可以争论。但是，这种争论必须在彻底贯彻中央决定的前提下开展，不能超越于中央的决定，更不能凌驾于中央决定之上。一直默不作声的朱德，这时坐不住了。他望着大家说：“中央的决定我们当然要执行。但是，这里的实际情况，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项英点了点头，说：“正因为我们充分考虑到这里的实际情况，我们才对这个问题展开争论。不然的话，我们下令执行就是了，还用开什么会呢？难道中央的决定错啦！”
毛泽东说：“看来，我们再争论下去，就是多余的了！”
项英说：“如果你认为真理在你一边，为什么怕争论呢？”
毛泽东说：“既然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还有什么可争论的呢？”
项英无奈地对毛泽东摇了摇头。
项英两眼眨了眨，请王稼祥发表意见。沉默已久的王稼祥望了望毛泽东，又望了望项英，用调和的语气说：“我们为这个问题已争论多时，莫衷一是。依我看，不妨等周恩来同志来了再说吧！”
项英担心周恩来何时才能赶到中央苏区。王稼祥认为，中央的交通工作一直归周恩来管，通往苏区的秘密通道，也就是他们这些人从上海来苏区走的这条路，是由周恩来制定的，用不了几天，周恩来就会顺利到达苏区。项英无奈地吁了口气，只能按王稼祥的意见办了。
在骑马回住处的路上，尽管阴云蔽日，寒风嗖嗖，毛泽东还是满面春风，精神爽朗。
近日来，为了攻打城市的问题，他与项英他们天天都吵得面红耳赤，双方各执已见，互不相让。现在，苏区的最高首长要到了，这个问题可望迎刃而解了。对于周恩来的为人，别人可能不是很了解，毛泽东心里可是很清楚的。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发展到如此规模，周恩来功不可没。
中共“六大”后，尽管中央开始重视建立红军和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但是，由于指导思想上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对农村斗争和武装割据的作用估计不足，对农村游击战争的指导也有过失误。
1929年1月14日，湘赣两省蒋军以优势兵力发动对井冈山第三次“围剿”，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岗山，20日在大庾遭受失利，被强敌尾追，转战赣粤边界，处境相当艰危。中央多次派人送信，一直未得到回音，对红四军的状况缺乏具体了解，万分焦虑。在此种情况下，周恩来曾于同年2月7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给红四军的信，要求红四军实行分散，以避免被敌人消灭，并要求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来中央工作。此信直至4月3日才送到红四军前委，而在这时候，情况已发生根本性变化。
2月8日，红四军在瑞金以北的大柏地诱歼蒋刘士毅旅大部，扭转了红四军原来的被动局面。接着，又在吉安的东固地区同赣西特委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会合，在这里站稳了脚跟。
4月5日，红四军前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认为中央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并表示不同意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而在中央接到这份报告之前，由于客观形势的发展，中央的认识也在改变。
4月4日，中央常委讨论红四军问题时，周恩来强调不一定非要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8日，中央发出经周恩来修改过的给朱德、毛泽东的指示信，信中强调红军的总任务是扩大游击战争范围，发动农民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虽然当时还未接到红四军4月5日的报告，信中已不坚持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而要求派一得力领导人前来与中央讨论问题。8月下旬，陈毅代表红四军来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中央政治局于8月29日举行会议，专门听取陈的报告。会议决定以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组成一个委员会，负责起草对红四军的指示文件。
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的红四军，是全国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