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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根据地吃紧的情况，传到了正在赣南开辟新区的红四军那里，为解井冈山之围，红四军挥师向东，于1929年2月20日在吉安的东固地区，与战斗在这里的由李文林、曾炳春、段起凤等领导的江西红二、四团胜利会师。
东固，地处赣西山区，是1928年4月间形成的又一块红色根据地的中心。它与井冈山根据地遥相呼应，因而有着“上有井冈山，下有东固山”之说。而今，井冈山的红军和东固山的红军终于会师，大家都很高兴。
毛泽东对红二、四团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打出了一块红色根据地赞誉有加，他称红四军是“铁军”，而红二、四团则是“钢军”，钢铁结合，就能所向披靡。
朱德风趣地说，国民党反动派天天喊打倒“朱毛”，“朱毛”却越打越多，现在连东固山的红军也成“朱毛”啦！
善以军旅生涯为题赋诗的陈毅更是诗兴大发，吟诗抒情：“东固山势高，峰峦如屏障，此是东井冈，会师天下壮。”
虽说毛泽东、朱德等对在东固山与红二、四团会师振奋不已，但他们在这里最终证实：井冈山根据地已经失守，红五军突围下山。
这是一个最不愿听到的消息，但又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解井冈山之围的目标未能实现，而围追红四军的敌军又朝东固地区逼进。得到了数天休整的红四军，于2月25日离开东固，朝赣南、闽西游击。
就在红四军为解井冈山之围而赴东固之际，从井冈山突围出来的红五军，则在彭德怀、滕代远的率领下，辗转到了赣南，寻找红四军主力。
这是一段艰难的历程，彭德怀在其《往事回忆》中追述道：为了免遭覆灭，我们便率领收容起来的六七百人，再加伤、残、病、弱共千余人，从井冈山腹部峭壁向南突围，在左安又一次遭敌伏击，突破重围，经过数昼夜艰苦奋斗才脱离了敌人的重重包围（当时饥饿交迫的困境是无从形容的）。但是敌人仍继续追击、堵击、侧击，我军经崇义、安远、会昌等县境，约月余才到达兴国之莲塘、东村地区，找到当地党组织和二团。这时，在地方党组织的帮助和群众的掩护下，对于敌情比较明了，并且得到了两天休息。在这次长途战斗行军中，所部仅剩300余人，从而也深深体会到了根据地的重要性。……略加休整时，白军刘士毅部又追逼占领了莲塘。我军乘夜脱离了白军追击，而奔袭了于都城，消灭了刘旅留守部队一个营和民团共约千余人，待刘旅急转回救时，我又转移攻占安远县城，消灭了该城民团数百人。当时，仍准备回井冈山，恢复湘赣边区根据地，在安远县城的反动县署搜得文件获知红四军攻占长汀的消息。为了配合红四军的行动，我军又北进占瑞金（滕在于都负伤休养）。这时红五军部队从300余人，又发展到了700余人。
4月1日，在闽西连打几个胜仗、并补充了大批军需的红四军，又来到了赣南，在瑞金与红五军会合。
劫后重逢，井冈山上下来的两军领导人和指战员无不为重新相聚而激动万分！
井冈山根据地的重要红军力量在困境中先后脱险，保存了下来，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深感庆幸。此时，他们更为关注的是那片曾孕育了红军的土地，还会有党的活动和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吗？
边界的党组织和人民以行动在回答。
自红五军突围下山之后，湘赣边界的武装割据局面基本丧失，在敌人军事压力和政治欺骗的双重打击下，边界党组织和武装力量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边界的斗争一度处于停止的状态。
然而，边界的党组织还在，火种犹存。
1929年2月，就在红五军突围后不久，边界特委委员兼特委巡视员宛希先来到九陇山。他召集宁冈、茶陵、永新3县党的负责人，开了一个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湘赣边界临时特委，以刘真、宛希先、朱昌偕为常委，朱昌偕任书记。临时特委开始了边界党组织的恢复工作。
3月14日，又在永新召开了边界特委扩大会议，成立了新的临时特委，决定由朱昌偕、何长工、宛希先、刘真、陈正人等5人为常委，刘宗义、王怀、龙超清、谭思聪为候补常委，朱昌偕为书记。紧接着，在特委的领导下，边界的各级党组织开始恢复，特别是永新、茶陵、宁冈等县的党组织，大部分都很快健全起来，并开展了活动和斗争。
边界党组织在逐渐恢复，与此同时，原来处于分散隐蔽状态的红军武装也逐渐活跃起来。
三四月间，蒋桂战争爆发，“会剿”井冈山的国民党军队先后调离，仅在永新县留驻了一个正规团。趁此机会，边界临时特委组建了湘赣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
这是边界红军武装的重建。组成这支队伍的是未及突围而坚持下来的李灿率领的红五军第一大队、奉命留守的袁文才、王佐部，以及永新、宁冈、莲花、茶陵等县的地方武装。这支有400余支枪的部队，人枪虽然不多，却似野火过后复生的新芽，充满生机。
袭击宁冈、砻市、古城之敌；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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