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茶陵和尚庄挨户团之枪；击散永新陇田、路江之保安队……一时间弄得边界的地主豪绅恐慌无比。
于是，豪绅们自己拼凑了一个“茶、永、酃、宁4县联防”，想扑灭这复生的“野火”。不想火没扑灭，自己却被烧着，落了个一败涂地。
地主豪绅的气焰遭到打击；人民群众的希望开始萌生。
毛泽东、朱德等仍在关注着井冈山的斗争。4月底，奉前委之命，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又一路拼杀地回到了井冈山。
“红五军回来啦！”消息很快传遍了井冈山。根据地的民众，一扫三次“会剿”的阴霾，再度燃起了希望，增添了信心。
红五军带来了上级党委的指示精神及东固山的斗争经验，边界特委“感觉到政治上有重新布置的必要”，于是，5月10日，在宁冈古城举行了湘赣边特委第四次执委会。
这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期斗争中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当时坚持井冈山斗争的党员负责同志和红五军的领导同志，都参加了会议。会议总结了过来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边界党的指导机关，实由山上转移山下平原、广地（广大群众的城市或农村），由公开的形式转变到秘密状态两种必要”的主张。会议产生了新的特委领导成员：邓乾元、刘天干、陈正人、刘真、谭思聪为特委常委，邓乾元任书记、刘天干任副书记。
鉴于边界斗争出现的新情况，会议还就军事斗争及其策略进行研究，并作出了一些重要决定，内容涉及“集兵政策”、游击政纲、游击区域、游击策略等诸多方面，而其中又以“集兵政策”最为重要。
所谓“集兵政策”，就是将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相对集中，组织更多的正规红军。其理由是：（1）“要使五军能够担负‘恢复边界政权’的重大任务，对五军本身必须帮助使其战斗力加强”；（2）“边界杂色部队不守秩序，妨碍党的政策与工作”；（3）“赤卫队过去的困难原因，一面是要守土防敌，一面又要求经济的出路，此两事因赤卫队本身力量薄弱之故是难以两全的”；（4）“边界地主阶级武装胜过革命武装，故革命方面的武装正面打击和消灭地主阶级的武装可能少；集兵则革命方面的武装超过地主阶级的武装，故正面能消灭地主阶级的武装的可能多”。
显然，采取“集兵政策”，为的是能集中兵力与反动武装相抗衡，这正体现了前委和毛泽东“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军事思想。为此，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被编为了红五军第六纵队，王佐出任纵队司令，何长工为纵队党代表。
岂料，红五军的重返井冈山惊动了敌人。就在边界特委第四次执委会召开之际，赣敌两个团分两路扑了过来。红五军为避其锋芒，不得不又一次离开井冈山，转战湘粤赣边界。由于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已编为了红五军第六纵队，也随军而去。
湘赣边界地区再一次陷入了没有主力红军的境遇。
敌人的军事进攻和烧杀掳掠，使边界又一次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割据局面再次遭到破坏。
6月底，红五军从湘粤赣边界再返井冈山，接连收复遂川、宁冈两县城。7月中旬，在安福重创敌军，击毙击伤敌七十四团300余人，并缴获大批武器。
红五军连续的胜仗，振奋了群众的勇气，打击了敌人的猖狂气焰。
边界又一次出现了武装割据的局面。
8月7日，应湘鄂赣边特委的要求，红五军再一次离开井冈山，前往湘鄂赣边开展游击斗争。
这一次，敌人虽然又趁虚占领了宁冈、莲花县城。但是，已经有了准备和经验的边界党组织，依靠袁、王红军部队和地方武装力量，依靠人民群众，将边界的武装斗争坚持了下来。
九、十月间，边界红色武装趁敌调防之机，出其不意地收复了莲花、宁冈县城。
10月30日，永新、宁冈、莲花3县的红色武装联合行动，一举攻占永新县城。
从此，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逐渐发展成为以永新为中心的湘赣革命根据地，边界的红旗越举越高，疆域越打越宽，影响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