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沿途两边土地的情况，面积多大，地里种什么，是水田还是旱地，村庄的情况，有多少人口，房子是土房还是瓦房，有没有碉堡，村庄位置朝向，是靠山面水还是平原，村庄与村庄间的距离等，还有沿途所见的其他动态。通过这种调查，为日后开展群众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红军指战员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一到宿营地，就到老百姓家去访贫问苦，宣传红军的宗旨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曾志回忆说：“如果部队在那里宿营三天，我们的工作内容就更多了，一是部队要休整教育，整理内务并休息一下；二是我们要分头到贫雇农家里进行宣传和调查工作，调查他们那里土豪劣绅的情况，贫雇农的情况。当时沿途要筹款，先调查清楚了，知道了哪个地主最有钱并且最坏，我们采取罚款的形式，限他们当天或第二天交出；知道哪个大地主家有粮食，我们就做访贫串连工作，做好动员工作，然后开仓济贫。……凡是住上几天的地方，我们都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进行宣传。开会的时候，我们在下面观察群众在会场上的表现，从中物色贫雇农中的积极分子，对那些真正积极的贫雇农，就秘密给他们组织贫雇农团，他们三人、五人组成秘密组织，实际上就是播下了火种。”
1929年12月，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古田会议决案》中，毛泽东总结了井冈山斗争经验，对工农红军的三大任务进一步作了理论上的阐述，明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
随着革命战争形势的发展，人民军队三大任务的个别具体内容有所变化。如抗日战争中，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毛泽东就将打土豪筹款改为生产；解放战争后期，面对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形势，毛泽东又将生产队的任务改成工作队。但不管怎样变化，三大任务的基本内容却一直延续下来了。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称“三大任务”为红军“三位一体”的任务。
正是由于毛泽东长期在军队中强调三大任务，并在实践中创造了贯彻这三大任务的一系列方法，从而使人民军队能够形成一种以往军队所没有的全新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