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师井冈山。
29日，在宁冈砻市的沙洲上召开了工农革命军指战员大会，处决了陈皓等4个叛徒。这是毛泽东成功地在我党我军内部领导进行的第一次肃反斗争，清除了隐藏在党内军内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新生的幼年红军遭遇到一场极端严重的危机的时候，毛委员挽救了年幼的红军，挽救了革命”。
正是在这个处理陈皓一伙叛徒的大会上，毛泽东总结了攻打茶陵的经验教训，首次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他说：中国有史以来，官兵都是骑在老百姓头上的，现在老百姓见我们和颜悦色，就像是见到了皇帝开恩。我们是工农革命军，只是对群众态度好还不够。
我们每个人是战士，也是宣传员，不仅要打仗，还要向群众宣传我们的主张，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说到这里，他停了停，随即伸出双手，用右手手指一个一个扳着左手手指，边扳手指边逐条宣布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
“湖口风波”，处置了四个叛徒，宣布了三大任务。
处置了叛徒，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工农革命军；宣布三大任务，彻底划清了人民军队与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
对工农革命军指战员来说，军内出现叛逃者，并不少见；可是，毛泽东由此提出了工农革命军有三大任务，他们却是闻所未闻，真是新鲜事！
认真想一想，却也不无道理。
1927年10月，工农革命军在茅坪安家后，曾派出两个连经酃县到安仁打土豪。这一次行动颇有收获，没收了土豪一批资财。按理，应该将这些资财分给贫苦群众，以发动群众起来闹革命。可他们研究了很久，谁也不知道怎么办，只是考虑到怎样公平合理地把这些资财分给全体士兵。
于是，部队被带到了一块空地上，两个连的士兵混合编队站在了墙的一边，而墙的另一边则堆着事先摆好的资财。一切准备停当后，就喊起来：“第三队前一名出列”，“倒数第二队后一名出列”……就这样吆吆喝喝地把大堆资财分掉了。
这种如同“绿林”的做法，与工农革命军称号极不相称。而那时革命军的官兵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以为官兵平等、人人均分，这就是革命。可见在毛泽东未提出“三大任务”之前，他们是想革命而不知道怎样革命。
现在，毛泽东向工农革命军提出了“三大任务”，干部、战士对于革命的含义才有了新的认识，才知道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外，还要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还要筹粮筹款，自己解决经济给养，不能全依赖地方。
工农革命军指战员耳目为之一新。
以后，毛泽东一再要求红军指战员：人人要会打仗，人人要会做宣传群众的工作，人人要会做组织群众的工作。每个红军战士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组织员。
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攻克遂川后，立即兵分三路到于田、草林、大坑等地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筹款子的游击活动。这次行动取得了做群众工作的很好经验。以后，工农革命军每攻克一处地方，都把做群众工作摆在首位。
同年5月，朱毛两军会师组建红四军后，毛泽东在向部队进行战斗动员的时候，又一次强调了革命军队担负的任务。当时聆听了毛泽东报告的萧克数十年后回忆道：队伍集合在一片葱绿的山坡上，毛主席站在高高的青石板上，对我们讲话。他说：红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革命军队除了打仗消灭敌人以外，到一个地方，还要做好四件工作。第一，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农民协会；第二，建立赤卫队、暴动队、游击队；第三，建立苏维埃政府，宁冈老百姓的话，“我”叫“埃”，他们认为苏维埃政府很好，就叫“埃政府”；第四，建立共产党的组织，领导农民协会、游击队和政府。
红军第一次打下永新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即派出部分干部战士深入群众当中进行宣传发动工作。红三十二团便留下了两个连及一个独立营专门做地方工作。时为红四军第三十二团党代表蔡协民的夫人曾志回忆道：“我们机关工作的干部和连队的战士合编在一起，三人至五人编成一组，一人分工一片，分散活动。白天隐蔽在群众家里访贫问苦，做宣传、组织群众的工作。晚上偷袭敌人，这里放几枪，那里打几枪。有时敌人也经常出来骚扰，他们一来，村子里的老百姓、赤卫队和干部就往山上撤，敌人一般不敢在村里久住，他要住下，晚上不得安宁。地方上的干部熟悉地形，到了晚上爬到他们的门口，掷个土手榴弹，放几枪。甚至用洋铁桶放鞭炮，弄得敌人晕头转向不敢轻易出来。我们就是用这种办法牵制敌人，做建立政权的工作。”
不仅是在占领一个地方后，就是行军途中，毛泽东也要求部队做好群众工作。他专门为部队指战员设计了一个调查表，内容是每天行军的沿途情况：包括经过了什么地方，行军的里数，道路的情况，是大路、小路，还是石板路，山林、树木、河流、桥梁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