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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暴动未能完全按照中央和湖南省委的预定设想发展。
毛泽东在参加完八七会议后，于8月12日回到长沙。
与毛泽东同时参加了八七会议、也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彭公达，被任命为新的中共湖南省委书记，负责改组湖南省委。他比毛泽东早一天，即8月11日回到长沙。
8月16日，彭公达召集会议，选出了新的省委委员。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他一回到湖南，就一头扎到长沙县清泰乡进行农村土地问题的调查，并草拟《土地纲要》，为开展土地革命做准备。
8月18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开会，制定秋收暴动的计划，讨论土地、政权等有关问题。毛泽东参加了这次会议。
湖南省委积极准备和组织湘省的秋收暴动。
此时，省委能够指挥和调动参加暴动的武装力量，主要有三部分：在江西修水，是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平江工农义勇队和湖北通城、崇阳的农民武装；在江西铜鼓，是浏阳工农义勇队；在江西安源，是安源路矿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安源、莲花、萍乡、醴陵、衡山等地的工农武装。
警卫团是武装力量的骨干。这支队伍原驻武昌，是一支由共产党掌握的部队。原本为参加朱德、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而挥师南下，途中听说起义部队已退出南昌，前往广东，故在湘赣边界的修水县休整待机。团长卢德铭是共产党员，他率队到了湘赣边界后，即和参谋长韩浚、指导员辛焕文一同前往武汉，向党组织请示部队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在他离开后，由一营营长余洒度指挥部队。
卢德铭为部队的去向专程远赴武汉请示，而一直希望“有一两团兵力”作为暴动主力的毛泽东等人，获知警卫团到了湘赣边界，则喜上眉梢，顿觉暴动增添了一份胜利的筹码。
经过各方联系和紧张准备，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召开会议，讨论暴动的最后计划。会议决定“公达到中央报告计划”；而毛泽东则“到浏、平的农军中去当师长，并组织前敌委员会”。
毛泽东按照省委的分工，在会议之后，立即前往安源，具体部署暴动。他很快在安源张家湾的安源工人补习学校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结果，毛泽东并没有担任起义部队的“师长”。
安源军事会议确定湘赣边界秋收暴动的基本框架是这样的——指挥机关：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基本队伍：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参谋长钟文璋，下辖三个团，第一团为驻修水的部队，团长钟文璋（兼），第二团为驻安源的工农武装，团长王新亚，第三团为驻铜鼓的部队，团长苏先骏；行动部署：兵分三路，分别从修水、安源、铜鼓出发，进击长沙，在城内工人的响应下，会攻长沙。
安源军事会议是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会议根据中央和省委的要求，明确了兵分三路，进击长沙，最后会攻长沙的行动方案。显然，毛泽东这时候也是有心要进攻省会长沙的。
毛泽东决定去铜鼓，亲自部署三团的行动。
从安源到铜鼓，有近200里路，毛泽东在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和安源的一位名叫易子义的陪同下，沿着崎岖的山路，走了3天。
9月9日，他们来到浏阳县张家坊地带，不幸被当地的挨户团抓住，要往团防局押送。
关于这一段遇险经历，大约10年后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是这么描述的：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好几百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杀。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但是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枪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二百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在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
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
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我身边有七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就在毛泽东遇险的这一天，即9月9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在修水正式打出了印着镰刀斧头图案和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字样的红旗，身着灰色军装的官兵，个个扎上了红领带。他们公开亮出了“共产党的旗帜”，宣布起义，并立即按照省委和前委的指示，向湖南的平江进发，准备进攻长沙。
而此时，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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