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铜鼓的三团，却在为毛泽东迟迟未到和得不到上级指示而焦急。
9月10日，虎口脱险的毛泽东终于来到铜鼓，找到了第三团团部，三团的领导顿觉有了主心骨。
这一天，正巧是中秋节，毛泽东和三团的官兵一同聚餐，既欢度佳节，又为起义壮行。
11日，三团进攻浏阳白沙镇，守敌不多，经过一个小时的战斗，即将敌打垮。12日，部队乘胜攻占另一个小镇东门市。可就在三团进驻东门市，发动群众，恢复农会之际，国民党军却在调兵遣将，反扑过来。14日，敌军分两路夹击东门市。由于对敌情估计不足，未对敌人的反扑做准备，所以，当三团与敌军交上火时，敌军已基本上形成了对三团的包围。幸而二营先敌一步抢占了马鞍山，使部队依托此制高点抗击敌军的进攻。
激烈的战斗进行了几个小时，敌军越聚越多，加之武器精良，火力越来越猛。而由农军新编成的三团，缺乏战斗经验不说，武器也十分可怜，除了一些“汉阳造”、“九响枪”之外，多数战士拿的还是梭镖和大刀。
这场力量悬殊的较量，其结果是不难预料的。
毛泽东果断地决定部队分三路从马鞍山下突围，朝上坪方向转移。由于天色将晚，敌军没有全力追赶。
退到上坪的第三团，已不成其为一个团了。战斗之前1500人的队伍，此时只剩下400余人。
偏偏这时交通员又带来了另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一团在平江金坪战斗中失利！
一团是起义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被毛泽东等起义领导者寄予着最大的希望，它在首仗即遭挫败，确实有些出乎意料。
一团的失败，是由于师长余洒度的失误造成的。
警卫团团长卢德铭赴武汉请示之时，部队交由一营营长余洒度负责，起义之前，为了迷惑敌人，警卫团和平江、浏阳工农义勇队曾合编为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余洒度一下子就当上了师长。安源军事会议决定以暂编第一师为基础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仍然由余洒度担任。一团在修水宣布起义的第二天，即9月10日，原团长卢德铭赶回了部队。此时，不便再抹去余洒度的师长职务，只好在师长之上，给卢德铭安了一个“总指挥”的头衔。
余洒度为了扩大力量，在起义前夕，收编了贵州军阀王天培残部邱国轩团，先是给了个暂编第一师第二团的番号，全师改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之后，安源的工农武装编为第二团，邱国轩团就只好改为第四团。
就是这个谁也摸不清底细的第四团，在一团的背后捅了致命的一刀。
那是在起义的第三天，即9月11日，师参谋长兼一团团长钟文璋指挥一团和四团计划取道长寿街，进攻平江城。当部队到达距长寿街15华里的金坪时，四团团长邱国轩报告前面发现敌人。钟文璋立即命令走在前边的四团向左右两翼散开，自己身先士卒，率第一团的两个营从中路向前猛冲。不料，冲在后面的二营却突然遭受到来自两侧的火力袭击。原来，邱国轩早已暗中与敌人勾结上了，并已约好了阵前倒戈。对此毫无防备的一团官兵只好仓促应战，激战两小时，在敌军和叛军的夹击下，部队损失惨重。撤退下来之后才发现，不仅人员从近2000人减少到1000余人，而且师参谋长兼一团团长钟文璋也下落不明。
初战受挫，而且是如此不明不白地吃败仗，使师长余洒度大为光火。他坚决主张重新组织部队，再次攻打长寿街拿下平江城，挽回败局。幸亏卢德铭坚决不同意硬拼，率领部队后撤。
并派交通员火速到三团去找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为一团的失利扼腕痛惜，因为一团毕竟是这次起义中唯一的一支正规军。同时，毛泽东也深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三团失利了，连战斗力最强的一团也吃了败仗。二团的情况虽然还不清楚，但毕竟它是一支由安源矿工为主体新组织起来的部队，一定也难有作为。于是，毛泽东立即召开了三团干部会议。
“停止进攻，放弃打长沙的计划！”
这就是毛泽东在会上作出的决定。会后，毛泽东连夜给省委写信，建议“立即停止执行长沙暴动计划”。
毛泽东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果断地作出了放弃原定攻打长沙的军事计划，让部队“先退萍乡再说”的决定，并将这一决定通知了第一团。
一、三团按照这一决定，退出战斗，迅速转移。
17日，两个团终于在蒋埠江一带会合。前委委员毛泽东、苏先骏、卢德铭、余洒度、余贲民第一次聚集到了一起。
就在这时，传来了第二团兵败浏阳城的消息。
二团是在9月10日，即中秋节的夜晚下达进攻萍乡的命令的。11日打了一天，却未能攻下。
为了尽快去会攻长沙，部队放弃打萍乡，乘火车直扑醴陵。12日下午，二团和醴陵的起义农军分三路进攻，并很快就占领了醴陵城。起义部队在醴陵城热热闹闹地做了几件事：成立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醴陵分会；恢复县总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