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丁玲、罗烽、白朗、华君武、蔡若虹，中央研究院文艺室的欧阳山、草明夫妇，鲁艺的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几十位文艺界人士到杨家岭促膝交谈，并委托他们搜集意见。
经过深入的调查，毛泽东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是，知识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好。这些人到延安，看见了缺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最后大家商议，要开个会，让文艺工作者充分发表意见，交换思想，然后让毛泽东集中讲一讲，以便统一思想，利于文艺事业的发展。毛泽东同意了大家的提议。
这样，延安文艺座谈会便酝酿产生了。
座谈会的同志在延安杨家岭合影1942年5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城西北面约5公里处的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大楼，召集延安文艺工作者100多人举行座谈会。会议由中宣部代理部长凯丰主持，毛泽东在会上首先发表讲话，后被称为座谈会的“引言”。
毛泽东说，召开座谈会的目的是“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地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他指指身边的朱德总司令，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
毛泽东风趣的说法，引得大家都笑了。
在这种轻松的气氛中，毛泽东提出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对象、感情和学习问题，要大家讨论，他说：“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
“做文章”的文艺工作者也不客气，大家争先恐后地发言，表明自己的观点，讨论一直持续到晚上。
第一个发言的是萧军。他说，红莲、白藕、绿叶是一家；儒家、道家、释家也是一家；党内人士、党外人士、进步人士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既然各是一家，他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我们革命就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将旧世界砸得粉碎，绝不写歌颂谁的文章。像今天这样的会议，我就可以写出10万字来。我非常欣赏罗曼罗兰的新英雄主义。我要做中国第一作家，也要做世界第一作家。
萧军是受毛泽东器重的一个东北作家。他性格豪爽，有才华，但固执、孤傲，看问题偏激，一度因工作中的矛盾想离开延安，是毛泽东的诚恳、热情留住了他。对萧军的发言，毛泽东有时点头，有时淡淡一笑。
第二个发言的是何其芳。他诚恳地说：听了毛主席的教诲，“我很受启发。小资产阶级的灵魂是不干净的，他们自私自利、怯懦、脆弱、动摇。我感到自己迫切需要改造”。
丁玲在发言中针对“暴露”和“歌颂”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我想对于光明的、进步的，当然应该给以热情地讴歌，但对于黑暗的阻碍的现象，我们绝不放下武器，袖手旁观，应该无情地暴露它。”
对于萧军和丁玲的观点，毛泽东在5月23日的讲话中表明了自己的看法：“无论是进步的、落后的、光明的、黑暗的，我们文艺工作者暴露和讴歌都应因人而异，也就是说要有鲜明的阶级感情和阶级立场。”“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不是什么‘暴露人民’”。
5月16日，召开了第二次座谈会，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继续到会听取大家发言。
会上，民众剧团负责人柯仲平谈了自己的感受。
民众剧团月月年年下乡、入村、进窑洞，向农民学习，为农民演出。柯仲平写的团歌表达了该团的宗旨：“你们从哪达来？从老百姓中来。你们又往哪达去？到老百姓中去。”
他说：别瞧不起《小放牛》，老百姓喜欢，我们演《小放牛》，剧团离村时，群众恋恋不舍，送出很远，并赠送许多慰劳品。“你们要在那些地区找我们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花生米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
与会者笑了，毛泽东也笑了。不过，毛泽东接话说，如果你们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
从前线回来的120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呼吁文艺工作者到前线去，这样既可以满足前方战士和老百姓对文艺的需求，又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学习到很多东西。
这一天，讨论继续着，也夹杂着热烈的争论。
5月23日，是文艺座谈会的最后一次会议。由于这次到会的人太多，会议移到中共中央礼堂外的黄土坪上举行。人们沐浴在灿烂的阳光里，闻着嫩草的清香，思绪随着延安最高领导人的言语活动。
几天来一直坐着听大家讨论的朱德总司令发言了，他指出作家要和工农兵接近。有人喜欢李白“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诗句，现在的“韩荆州”就是工农兵。
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