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70年代末，周扬在接受访谈时说：“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是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这两派本来在上海就有宗派主义。”两派互不服气，打无原则的笔墨官司，不能拧成一股绳，形成一支团结统一的力量。
1941年秋至1942年春，以丁玲、萧军、王实味、艾青等为中坚力量，写作了一批“暴露黑暗”的杂文。
1942年3月7日，丁玲为《解放日报》纪念三八节连夜赶写了一文，文中把因两起离婚事件而引起的为女同志鸣不平的情绪统统发泄出来。
接着，延安中央研究院编译室的特别研究员王实味连续推出了《政治家·艺术家》和两篇文章。
王实味是个翻译家和作家，1925年考入北大，1926年入党，翌年与党失去联系，1937年重新入党，10月进延安。在前文中，他说：
“旧中国仍是一个包脓裹血的、充满着肮脏与黑暗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长的中国人，必然要沾染上它们，连我们自己——创造新中国的革命战士，也不能例外。”“当前的革命性质，又决定我们除掉与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作同盟军外，更必须携带其他更落后的阶级阶层一路走，并在一定程度内向他们让步，这就使我们更沾染上更多的肮脏与黑暗”。正是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原因，我们“艺术家改造灵魂的工作，因而也就更重要、更艰苦、更迫切。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与黑暗，清洗它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揭破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极的，因为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
在一文中，一心埋头翻译马列经典、什么嗜好也没有的王实味，将延安成立俱乐部，周末唱戏、跳舞的娱乐与前方将士拼死疆场的悲壮对比，愤怒异常，指责为“歌转玉堂春、舞回金莲步”。他论及延安生活中一些领导不爱群众，延安存在等级制度，“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他认为延安虽比“外面”好得多，“但延安可能而且必须更好一点”，“把黑暗消减至最小限度”，在艰苦的革命岁月，反对一些“不见得必要与合理”的地方。
在文章中王实味说，上述现象“也许有偏颇、有夸张，其中‘形象’也许没有太大的普遍性；但我们决不能否认它们有镜子的作用”。
但后来国民党把这些“有偏颇、有夸张”的文章汇编成册，作为了反共宣传材料，产生了不良后果。
1942年春，这种“针对自己”“暴露”的杂文，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大量出现。而与此同时，中央青委在文化沟创办的《轻骑队》，边区美协的《讽刺画展》和中央研究院的《矢与的》三种壁报上，都针对延安残存的某些弱点，进行严厉批评，曾轰动一时。
中央研究院为配合整风出版的壁报《矢与的》创刊，历史学家范文澜在发刊词中提出要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主张“彻底民主”、“绝对民主”。
整风会上，王实味言词激烈，带头反对院长李维汉提出的各级领导是“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的当然委员”的意见，主张由全院大会选举产生，赞成他的意见的占3/4，结果检委由群众民主产生。在壁报上，王实味发表署名文章，继续批评李还保留着党内家长制作风的残余。
这在党内和文化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前来参观的人川流不息。王震看后很不满意，说：“前方的同志在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
王震马上找毛泽东反映情况，毛连夜挑灯去看了壁报。回来的路上，他对随行人员说：“这些东西很有教育意义，是很好的反面教材。这样我们就有了思想斗争的对象。”
负责文化战线整风运动的毛泽东一直认为，在当时的环境下，一切工作都应以革命需要为第一位，因此他一再提倡文化必须是“大众的”、“民族的”、“抗日的”。此次在文艺界整风，也必须依此宗旨来解决文艺界的问题，澄清是非。
为此，毛泽东首先对《解放日报》实行彻底改版。3月31日，毛泽东和《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召集延安各部门的党内外负责人和作家就改版问题进行座谈。
毛泽东说：“我们不是站在喜马拉雅山办报，既不属于这个阶级的又不属于那个阶级的。”
我们的报纸必须起到教育人民、动员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我们今天整顿三风，必须好好地利用报纸”。
说到这里，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关于整顿三风问题，各部门已开始热烈讨论，这是很好的现象。但也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样的批评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这是对王实味的批评。
为解决延安文艺界出现的问题和不良倾向，在1942年春夏之交，在山花开满杨家岭的山洼洼的时候，毛泽东先后约请“文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