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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曾提出：“中国的政治领袖只能从中大培养出来，军人充其量只能当将军，不可能成为政治领袖。”他看不起钻山沟、打游击的毛泽东，明确表示过：“毛泽东只能成为苏维埃运动的人物”，“不能成为党的领袖”。
的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水平不高。
党的酝酿到成立，是共产国际帮助、苏联输出革命的结果，大家熟知的一句话就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在很短时间内就肩负起领导中国革命实际斗争的重担，理论准备不够充分。
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心转入农村，艰苦的战争环境无暇开展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普及工作。而在农村环境下，许多参加革命的人，是为“打土豪，分田地”的农民，这些人文化水平低，更不懂什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干部甚至是负有重要责任的高级干部，理论水平并不高，理论修养不够。中央曾指出：“中国党在艰苦的工作中，深刻地感觉到干部对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认识的薄弱，因此增加中国党走向布尔什维克化的困难。”
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能上台，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他学过许多马列著作。“他在与立三斗争时，把马列主义书籍搬了一大堆放在立三面前，就把立三弄住了。”党内一部分领导人也感到：中国党理论水平差，看起来王明理论水平高，参加党中央工作，对党有利，由此接受了米夫推荐王明担任领导人的意见。
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来后，仍踌躇满志地想当大王。
如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他不仅在大政方针上指手画脚，而且据张国焘回忆，在讨论组织问题时，王明事先没有同任何人商量，就提出了一张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共16人的名单。
去武汉后更是目无中央，与延安分庭抗礼。
例如，不经过延安同意，就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各种宣言、声明，并擅自以毛泽东个人名义发表谈话，造成恶劣影响。
后来竟发展至挑战延安中共中央书记处权威。如王明不同意毛泽东关于抗战阶段的划分，故而拒绝在武汉发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不同意延安先斩后奏在华北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不是采取协商态度，而是居高临下地对书记处加以批评；不和任何人打招呼，以个人名义为1938年2月底的政治局会议做总结，并公开发表。最不能让人容忍的是，王明以武汉的政治委员数超过延安为由，提出安中央书记处不具合法性，张闻天、毛泽东等不应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布指示和文件。
毛泽东后来干脆说：“十二月会议后中央已名存实亡。”
但到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根据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独立自主的方针，王明受到了批评；并且季米特洛夫捎来了口信：“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竞争了吧！”明确表示：“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而此时王明在国际的后台米夫在苏联肃反中成了阶下囚，王明在国际的地位就一落千丈。
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王明见大势已去，急忙使顺风舵，在会上信誓旦旦：自己今后要像众星拱月那样拱卫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1938年底，王明回延安后，极力赞扬、吹捧毛泽东。在王明的很多报告、演讲和文章中，他大讲毛泽东是“中共领袖”，是“我们最敬爱的同志”。有些并不重要的问题，他也主动写信向毛泽东请示。最登峰造极的是1940年5月3日的《学习毛泽东》的讲演。
王明真的已服膺毛泽东了吗？下面的事实会告诉我们答案。
1945年4月1日，王明跟任弼时说的一番话，对王明此时的行为作了诠释：“六中全会后，我觉得在外不好就想回来。回来时想搞好的，故1939年（应为1940年）青干班开学时弄好稿子，题为《学习毛泽东》。”这说明王明吹捧毛泽东的举措只是为了取得干部群众的信任，改变自己的形象，扭转自己挨批评的被动局面而作出的。
其实，在延安的王明心有不甘。他虽已做不成“公认的领袖”，但仍一心想保住大理论家名号。
据王明在延安时写的简历，从1939年至1941年10月，他担任过“中央统战部长兼南委、东委、党校委员会、妇女及女大等工作”。“南委”即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东委即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此外，他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的执行委员、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理事、蒙古文化促进会理事。
在此期间，王明频繁地出席各种会议，作了很多报告和讲演，发表了很多文章，极力塑造自己“理论家”的形象。
他故伎重演，每次演讲，总要抱着一大堆马列主义的原著放在讲台上，以显示自己读的书多，理论高深。讲演中，他根本不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而是按一国际，二国内，三全区，四本部的格式套；举例子，不是英格兰、法兰西，就是希腊、罗马、阿比西尼亚；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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