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导师的话，总要把卷、章、节、页、行的数字说出来，然后大段大段地往下背。许多青年人的确大开眼界，觉得王明了不起。
王明分析问题也很教条。
1939年7月7日，他在《新中华报》发表一篇文章，题为《坚持抗战国策克服投降危险》。文中说抗日战争大约只要4年左右。原因是“因为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能坚持4年以上而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或经济破产的”。
1939年底，毛泽东写完了《新民主主义》的初稿，向大家征求意见。王明看后写了一首口语体五律《新民主主义论——评毛泽东这篇论文的错误》，文中说：
新民主主义论，理论自托陈；资革成功后，资行社不行。
苦心劝其改，怒意留于形；正义被修正，前途迷雾存。
这与他在《学习毛泽东》中所说的新民主主义“是对马列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新贡献”的评价截然相反。
在几十年后，王明写回忆录《中共五十年》，说新民主主义论“实际上是反列宁主义、反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行动纲领”。因为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决议都没有说过革命须经过这个阶段。
由此可见王明的虚伪和教条。
《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后，王明马上给他的学员讲《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文。
这是王明的得意之作，是他为批判李立三而专门写的10多万字的小册子，原名叫《两条路线》，1931年2月在上海初版，曾被吹捧为“是中共进行两条路线上斗争的武器之一”。
应该说在这本小册子里也还是宣传了马克思、列宁的若干正确思想，如革命发展不平衡思想，革命高潮是个长过程，高潮并不等于直接革命的形势思想，以及没有根据地苏维埃政权就会成为“流动机器”或“昙花一现”的思想。这在中共30年代理论匮乏的状况下不无积极意义。这也是党内一些干部能够接受王明或一时为王明所迷惑的原因。
但是其中有许多严重的错误，据专家研究有以下问题：
①他开创了一个“批判”模式：列宁或共产国际是怎样说——李立三的说法不符合——所以李立三是错误的、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它不仅以引证代替了事实的分析，更重要的是以列宁的某句话或共产国际的某些决议作为衡量一切事物正确与错误的标准。这破坏了实践是验检真理的惟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从根本上窒息了理论发展的生机。在王明的小册子中，通篇充斥着这一模式。
②对不同意见无限上纲。只要是不同意见，无论对错，一概冠之以“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富农路线”等的大帽子。如李立三曾说过“共产国际不懂中国情况”，“忠实于共产国际是一回事，忠实于中国革命是另一回事”等。这话并没错，王明一律称之为“叛徒所惯用过的词句”。
③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解决意见分歧。如在《两条路线》的“引言”中，提出对“立三路线”要“作残酷斗争”、“坚决无情的反对”。在《时局估计与党的任务》一节中，甚至提出：“在共产党自己的内部，对于右倾和‘左’的倾向——就算是很小的没有形成的倾向”，也给予“不调和的无情的斗争”。这窒息了人们的思想。
总之，《两条路线》一文践踏了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它极端的教条主义，处处以“本本”作为检验实践标准的做法，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理论发展中的极坏先例，是理论运用中的不正之风，也是他不断在实际工作中犯错误的原因。
由于王明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对共产国际路线百分之百的忠实”的口号，并认为这“是使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和苏维埃革命更加胜利的唯一道路和保证”。他把这本小册子更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斗争》，在苏联印了第二版。
1940年3月，王明把它加序再版，作为延安各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党史的参考资料。他在序言中为自己辩解：“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
他推销他的主张以迷惑不明真相的新党员：
“我们党近几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成千累万的新党员新干部，对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本书所记载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是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央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
这些表演产生了一些效果。王明教条主义思想在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中有一定影响。在他任职的延安女子大学，甚至有人称他为“王妈妈”。许多青年人很欣赏他的长篇大论，认为这“最高级最精彩”。
1940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论政策》的党内指示，目的是要全党警惕两种错误路线的倾向：一是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路线；二是土地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