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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军队和文职干部生产不是件新鲜事。1936年，埃德加·斯诺曾报道了一种“星期六突击队”的方法，“每个苏维埃干部、红色游击队员、赤卫队员、妇女组织，以及附近的红军部队，都被动员至少干一天的农活”。
但作为陕甘宁边区的一种生产运动，是由部队系统首先开始的。起初，萧劲光领导下的八路军留守兵团的一部分部队在战斗之余，从事农副业生产，种菜、养猪、打柴、做鞋袜等，从而改善了部队的生活。毛泽东肯定了这一做法，要求推广到留守兵团的所有部队，让战士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
在大生产运动中，三五九旅是一面旗帜，并创造了著名的“南泥湾精神”。
三五九旅是1939年秋季，奉命从晋西北前线回到陕甘宁边区，担负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光荣任务的。
1941年3月，三五九旅又奉命开进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
南泥湾是地处延安东南90华里的一处山川，方圆约100平方公里，是延安的南大门。那里从前也曾是个人烟稠密的地方，只由于近百年来兵荒马乱，导致该地区成为人迹罕至、草木丛生、荆棘遍地、鸟兽纵横的荒野。
1940年冬，朱德提出了部队实行屯田的主张，指示部队在不影响战斗、训练的情况下，实行垦荒屯田。他多次到南泥湾踏勘，认为在那里屯兵具有战略价值，而那里土质肥沃，适宜开荒种地，把它确定为部队的屯垦之地。在旅长王震的率领下，在“一把锄头一枝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口号声中，三五九旅分四批开进了南泥湾。
陕北的三四月，冰河刚刚解冻，从塞外吹来的北风仍寒意十足，而南泥湾除了遍地的荒草和茂密的山林外什么都没有。可三五九旅的英雄们一点也不畏惧，他们有的是办法：
没有房子住，他们用树枝和茅草搭成“帐篷”，挖出窑洞。
没有粮食吃，他们就翻山越岭到百里外的延川、延长去背粮；每天定量的半斤不够吃，就派人打猎，挖野菜摘野果充饥。
缺少生产工具，他们四处找来废钢铁，自己打铁，制造工具。
不懂耕作，就虚心向老农请教……三五九旅制定了边生产边训练的计划，农忙时生产，农闲时练兵，旅部领导提出了“不让一个人站在生产战线之外”的口号。上自旅长，下至勤务员、炊事员，一律参加生产。
雄杜林森在一起王震旅长带头开荒，双手打出血泡，战士们劝他休息，他幽默地说：“轻伤不下火线！”后来一位到边区采访的记者赞叹：“他的双手也像他的部下一样，由于劳动而生满了老茧。”
七一八团的团长陈宗尧和政委左齐因表现突出曾受到毛泽东的表扬。毛泽东曾在一次会议的报告中深情地说：
“陈宗尧同志是八路军的团长，他率领全团走几百里路去背米，他不骑马，自己背米，马也背米，全团指战员为他的精神所感动，人人精神百倍，无一开小差。左齐同志是该团政治委员，他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手，开荒时他拿不起锄头，但在营里替战士们做饭，挑上去给战士们吃，使得战士们感动得不可名状。”
这对共产党以外的军队来说，的确是不可思议的。而三五九旅正是靠着这种上下一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才取得了南泥湾屯垦乃至整个大生产运动的成功。
在干部们的带动下，三五九旅官兵干劲冲天，南泥湾这块久已沉寂的荒川，到处是刀劈斧砍、镢头铲地的响声和将士们欢快的笑声、豪迈的歌声。没有人叫苦，也没有人叫累。
部队还开展了劳动竞赛，班与班、排与排、连与连、营与营之间展开竞赛，一时捷报频传，使开荒进展不断加快。
刚开始，陈宗尧这个团的175名劳动英雄，每人每天开荒1亩多，远远超过全旅开荒5分地的成绩。其中一位叫李位的劳动英雄创造了一天开荒367亩的记录。这些同志的经验推广后，全旅平均每人每天开荒2亩，相当于当地老百姓开荒数的4倍。而七一九团的另一位劳动英雄刘顺清以一天开荒411亩的战绩又刷新了记录。
有耕耘就有收获。全旅官兵当年镢头挥舞、泥土翻飞处达112万亩，粮食自给1个月，经费自给额78%；1942年，开荒268万亩，粮食自给达3个月，经费自给额达92%；1943年，开荒10万多亩，实现了“不要政府一粒米，一寸布，一文钱”的奋斗目标，做到了粮食和经费的全部自给；到1944年，该旅开荒猛增到26万多亩，达到了“耕一余一”，不仅粮食、经费等全部实现自给，而且还向边区政府上缴公粮1万石。战士们的伙食也大为改善，1942年，每人每月吃2斤肉，每人每天平均5钱油、5钱盐，一斤半菜，会餐能吃鸡鸭、大米、白面。干部战士住上了平整、宽敞的窑洞，穿上了暖和的冬衣，盖上了厚实的军被。
经过官兵们的努力，在近4年的时间里，他们在南泥湾耕种土地35万多亩，收获粮食多石，挖窑洞1000多孔，建平房600多，置办1万多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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