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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发生在1941年盛夏。
盛夏是陕北的多雨季节。一天，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在延安小礼堂举行各县县长联席会议。突然间，天空乌云密布，转瞬即电闪雷鸣，大雨滂沱。只见一道闪电穿进礼堂，紧接着一声巨响，一根木柱被劈断，柱旁坐着的延川县代理县长李彩荣被击倒在地，当场身亡。
消息传出，街头巷尾、沟头塬上人们议论纷纷。有个农民气呼呼地说：
“老天爷不开眼，雷劈了个县长，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
诅咒毛泽东被雷劈死，这还了得？
延安保卫部门得到报告，准备逮捕那个农民，被毛泽东知道后阻止。毛泽东认为，一个农民说出这样的话，肯定事出有因，它说明我们工作中存在着问题。
注重调查研究的毛泽东对边区的情况是了解的：
边区地处黄土高原，丘陵起伏，沟壑纵横，水土流失严重，水土流失的面积达67%，且大多为荒山秃岭，土地贫瘠薄收，平均亩产粮食仅30斤左右；城镇只有少量简陋的作坊、店铺，1936年只有职工100人，工业年产值仅2500元。正因为如此，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既是为抗日找出路，也为解决军队供养问题，即进行了东征。
抗战初期，国共合作后，国民政府根据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每月拨军饷60万元给八路军，国内外有些捐款，如宋庆龄1938年曾汇款6万，香港汇款50万元。这些款项虽不多，但还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
但从1939年开始，日军向抗日根据地大规模“扫荡”，实行经济封锁。与之相配合，蒋介石在政治谈判和军事反共均未达到目的情况下，也动用经济手段，对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妄图把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和军队困死在西北贫瘠之地。自第一次反共高潮失败后，蒋介石耗费巨资，西起宁夏，南沿泾水，东迄河滨，修筑了绵亘数省的五道封锁线。据说第一道封锁线就筑有11000个碉堡，沿陕甘宁边区周围屯兵20余万人。到1941年第二次反共高潮时，包围边区兵力已达40万人。与此同时，蒋介时还扣压了八路军的军饷。
在这种情况下，到1942年，八路军人数减少，根据地区域缩小，总人口减少，财政经济困难到了极点。边区干部和留守兵团官兵的生活异常艰苦：每人每天仅5分钱的菜金，每月只有1元钱的津贴，就是毛泽东每月也只5元钱，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每月4元钱，而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月津贴是800元。
由于日军和蒋介石的封锁，边区的土特产不能大量出口，军工器材、医药用品也不能进入边区。朱德总司令描述八路军1941年的情形是：
“有一枪仅余四发五发子弹者，有一伤仅敷一次两次药物者。于是作战则专凭肉搏，负伤则听其自然。”
纸张也奇缺，抗大学员一张纸，往往要用4至6遍。纸张紧张的时候，连《解放日报》的印刷也成问题。
边区农民群众的具体情况怎样呢？毛泽东委托西北局派出调查组，1941年9月，李卓然率柯华、秦川、石峻、魏啸天、吴文遴等去了固临县。
两个月后，《固临调查》材料放在了毛泽东的案头上，反映的情况是脱产人员猛增，财政收入锐减，人民负担加重。映入毛泽东眼帘的是一串串触目惊心的数字：
1937年，脱产人员14000人，征公粮14000石（每石150公斤），群众人均负担1升；1938年，脱产人员16000余人，征公粮15900石，人均负担12升；1939年，脱产人员49000余人，征公粮52000多石，人均负担4升多；1940年，脱产人员61000人，征公粮97000多石，人均7升多；1941年脱产人员达73000人，征公粮200000石，人均1斗5升，占群众年收获量的1276%。
这说明从1939年以来，群众的负担呈几何级数递增啊！况且这几年来边区的自然灾害一直未断：
保安发生雹灾，延安等地发生瘟疫，仅盘龙一区就有500多人丧生。
盐池、靖边飓风蔽日，数月不停，成千上万的房屋、牲畜以及几乎所有的庄稼毁于一旦。
看完材料，毛泽东心情十分沉重：在贫瘠的陕北，老百姓难得有一个好收成，却负担过重，难怪心里有气要骂人，这是共产党对不住边区人民啦！
共产党是人民的主心骨、人民的救星，无权盘剥人民。那么如何减轻人民负担，又能渡过难关呢？
共产党人的回答是：自己动手、自力更生。
早在1939年上半年，毛泽东就对他的同志们说：
“我们到陕北是来干什么的呢？是干革命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顽固派要困死、饿死我们，怎么办？我看有三个办法：第一是革命革不下去了，那就不革命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是不愿解散，又无办法，大家等着饿死。第三是靠我们自己的一双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我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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