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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曾说，出个报纸，办个学校，都是组织和增大抗日力量的好办法，现在有觉悟的人还不够，共产党员不够，要燃起全国的烽火，光有全国人民做干柴还不够，还要有火与助火的风，而火与助火的风，都需要我们来制造。办报纸，总还不如人好，要把人散到各处才好。
所以办个学校是联络全国最要紧的东西，可以生新游击队，又教育人，而且会扩大。
为了制造这抗日的火与助火的风，中共中央在延安办起了抗日军政大学。在1938年至1939年间，毛泽东一共在抗大作过25次讲演，由此可见他对抗大的重视。
八路军各部也在各根据地办起了游击训练班，轮训干部。
如刘伯承从1937年11月下旬开始，在海拔2000米的“太行屋脊”辽县开办游击训练班，把学员按部队和地方分成两大部分，各有侧重授课。
部队干部侧重学习如何分散到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做群众工作和协助地方政权工作；地方干部则着重学习如何组织自卫队、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和配合正规军、游击队打击日寇，还有组织支前工作等等。
在第一期游击训练班的开学曲礼上，刘伯承师长亲自作动员报告，宣传党的游击战争思想。
他针对部队指战员的思想情况，以生动而有说服力的事例说明了游击战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他说：“毛泽东主席已经明确告诉我们：在华北，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
对这句话，我们的一些同志还不怎么理解。他们只想在一处打仗，而不愿意跑路。有人说：
‘游击战，脚板走出油，运动战，小米大米啖。’还有人说：‘天天讲打鬼子，为什么打了一下就把队伍拉走了？’上面这些说法是不对的。我从敌方那里介绍两个故事给你们听。日军有个叫伊藤的少将说：八路军‘行踪飘忽，出没无常，我前进则彼逃散，我停止则彼出现’，‘在广大之中国，到处流窜，不能使其作城下之盟’。大家就此试想一下，如果我们不‘出没无常’，‘到处流窜’，舍不得花力气跑路，而跟鬼子去订‘城下之盟’，那又将是怎样一种结局？
“另一个故事是：我们在缴获的日军文件中发现一封日军士兵的家信。他在信上画了一个圆圈，又画了一个小人站在圆圈的中央。小人代表他自己，而圆圈则代表游击战争。他很想回家，但已被八路军的游击战争所包围，走不回去，只好在圆圈中煎熬……”
在刘伯承上的第一课，谈笑风生中学员们领会了游击战争的妙处。
高明的军事家最善于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刘伯承结合一二九师奇袭阳明堡机场、七亘村伏击战等实战经验和教训，总结游击战的作战原则和方法，编成训练班的教材，把打游击战的“妙方”传授给学员。
训练班边办边总结，越办越成熟。每期集训时间多则一月，少则半月。
通过集训，许多不愿打游击战的学员成了打游击战的请战者。
学完一批，派下去一批；再集训一批，再派下去……太行屋脊成了游击骨干的集散地。
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撒种子”、“滚雪球”。通过这个公式，游击战的种子撒遍了整个太行山、整个华北，而共产党的游击队则像一个不断滚动的雪球，越滚越大！
不仅如此，共产党还要把这种做法扩大到抗日的同盟者国民党中去。
作为抗日正面战场的主力军国民党军队，其首脑人物受共产党影响对游击战也有点认识。
37年11月，蒋介石说：“保持战斗力，持久抗战；与消耗战斗力，维持一时体面，两者比较，当以前者为重也。此时，各战区应发动游击战，使敌于占领各地疲于奔命也。”
但是，此时蒋介石对游击战的认识谈不上深刻，正规战对国民党军队来说更得心应手，而且各战区也缺乏游击干部发动游击战。等到武汉失陷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他们发现中共在敌后猛力开展游击战，有力地打击了气焰嚣张的日军，先后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边、山东、苏南、皖中、豫东等根据地，开创了一片抗日的新天地，才开始对游击战刮目相看。
1938年11月下旬，蒋介石在湖南南岳衡山召开军事会议，检讨第一期抗战的经验，提出第二期抗战必须是“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决定仿效中共的做法，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在南岳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他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派干部到南岳帮助办班。
中共早就有国共合作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想法，希望通过办训练班宣传游击战略方针，扩大中共的影响。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前夕，朱德飞抵武汉面见蒋介石，正式提出国共合作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11月8日，周恩来等到南岳见蒋介石，再次提出这个问题。现在，蒋介石允诺，并邀请中共派干部去讲授游击战，毛泽东马上同意，说：“蒋委员长给我们一个讲坛，这是好事嘛。”经与中央负责同志商量，确定由叶剑英带一批得力干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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