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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王明对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及政策表示异议时，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驻华武官、在美国驻华总领事馆海军武官处任参赞的埃文斯·卡尔逊，于1937年12月和1938年4月底5月初去华北根据地和延安访问后，却极力推崇八路军的战略战术和所奉行的政策。他在1940年出版的《中国的双星》一书中，大声呼吁：“如果中国要生存下去，似乎很有必要把已经证明了是如此有效的抵抗方式推广到该国的所有地方。”
在抗战的初期，在延安的毛泽东虽无力在中国的所有地方推行游击战争，但他一直在努力拓展游击战的空间。
起初毛泽东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山地，首先是山西。
山西听起来像“山稀”，其实，山西的山不仅不“稀”，而且是山多。山西东有太行山，西有吕梁山，南有王屋山，北有管涔山，东北有五台山、恒山，西南有太岳山。这些山座座重峦叠嶂，闻名遐迩。山西是华北的高原，居高临下俯瞰着一望无际的冀鲁平原。
毛泽东看中山西，一来山西是陕北的屏障，二是八路军要在强大的日军进攻下站稳脚跟，打开抗日游击战争的局面，必须要利用山西有利的地势，开展山地游击战，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创造一个前进的战略阵地，然后以此为依托，逐步向东向北发展。
八路军出动时，延安的党中央建议八路军全部部署在以恒山山脉为中心的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处。这种部署是在对日军主攻方向还不太清楚的情况下做出的。到9月中旬，日军进攻山西和华北的战略态势日渐明朗。日军由平绥、同蒲、平汉三路进攻，实行战略大迂回，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平汉线的中央军而最后击破之，这也将使进入这个地区的八路军处于初动状态。
为在战略上展开于机动地位，即展开于敌之侧翼，钳制敌之进攻太原与继续南下，援助晋绥军，支持华北抗战，毛泽东及时变更部署，指示八路军总部将三个师集中部署于恒山地区的计划，改变为分散配置：第一二零师转至以管涔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北地方；第一二九师于适当时机进入以吕梁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南地区；第一一五师则进入恒山山脉南段，并准备逐渐南移，展开于太行、太岳山脉中。
这一部署的用意就是以八路军在山西四角展开，防止处于敌之战略进攻与包围中，向着敌占交通线和中心城市取四面包围的态势。当日军进攻时，可以配合友军作战，从侧后牵制、打击敌人；而当国民党向南撤退时，又能依托有利地形，进行山地游击战争，坚持华北的长期抗战。毛泽东就像一个高明的棋手，眼观六路之后，从全盘的形势出发，果断地把棋子下到最重要最稳妥的位置，形成最佳布局。
八路军总部依据延安的意图，迅速实行大规模的战略展开。毛泽东指示八路军一方面要在敌之侧翼和后方积极打击与钳制日军，配合友军保卫忻口和太原；一方面注意布置游击战争。
10月底，正太路要隘娘子关失守。山西抗战形势急转直下，忻口、太原相继失守。华北战场以国民党军为主体的正规战争结束。
在太原失陷后，共产党响亮地提出：“八路军与华北共存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更进一步明确了当前的中心任务是以山西为主要阵地，支撑华北抗战，在山西四角散开，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
五台山分兵，是第一一五师战略展开的第一步。
10月下旬，林彪率第一一五师主力支援娘子关，后转向吕梁山，开辟了晋西南的战略支点。
聂荣臻率领剩下的仅3000人在晋东北树起了抗日的大旗，创建晋察冀根据地。
聂荣臻实际上是站在敌人的口袋里。如此说，是因为晋察冀位于平汉、平绥、正太和同蒲四条铁路之间，周围又有北平、天津、张家口、石家庄、太原等日军重要的屯兵据点。但聂荣臻一点也不紧张。他的“不二法门”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有了群众，就什么都不怕，一切都好办。他要求部队“把每一条山沟的工作做好”。房山、宛平、涞水、涞源交界处的“野三坡”长期以来几乎与世隔绝，当年燕王扫北都没有到过这个地方，但八路军深入进去，把群众发动起来。
在晋察冀边区，军队与群众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聂荣臻给部队起了个名字，叫做子弟兵。“子弟兵”三个字看似平常，却道出了军队与群众的血肉联系，使人民群众真切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是自己的队伍。
正是依靠这种良好的关系，一一五师不仅在晋察冀山区站稳了脚跟，而且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不断发展壮大，把根据地向平原地区扩展。“人民子弟兵”这一名字也传承下来，成为人民军队的代称。
毛泽东非常满意聂荣臻的做法。1938年3月，他在陕北公学演讲，称赞晋察冀的巨大成就：
“如李白所说‘大块假我以文章’，岂只大块地方可以做文章呢？……一一五师副师长聂荣臻现在五台山造成一个抗日根据地，在平汉、平绥之间大唱其戏。……我们要在各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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