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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王明的讲话感到震惊。
还在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就提醒全党：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但也必须警惕出现右倾投降主义。
在1937年5月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醒全党：“陈独秀尾巴主义的复活是不能容许的，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降低党的立场，模糊党的面目，牺牲工农利益去适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要求，将必然引导革命趋于失败。”
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后，一部分共产党员对国民党的本质缺乏认识，在酝酿合作的过程中上了国民党的当。如闽粤边游击队负责人何鸣率部接受国民党的改编，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近千名游击队指战员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缴械。毛泽东点名批评这种右倾投降主义的行为，将此类现象称为“何鸣危险”，提请全党特别注意。
对统一战线工作有着丰富经验的毛泽东，特别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洛川会议上，他说，做统一战线工作，就像到大海里去游泳，既要放开胆量，又要使自己不被淹死。共产党员做统一战线工作，就要像“制钱”那样，内方外圆，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由原则性决定的适应各种条件的灵活性。全党务必保持在统一战线中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相对独立性。
到11月，上海、太原相继失陷，大片国土沦丧，全国抗战形势严峻。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上，及时提出要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同时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争取由片面抗战转到全面抗战，搞清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谁领导谁的问题，表现出了高度的阶级警觉性。
毛泽东话音刚落，刚回国10天的王明在召开的十二月会议上，就把他那些防范国民党的策略主张都否定了。
更让毛泽东忧心忡忡的是延安共产党领导人的态度变化。
由于看风使舵的王明在1935年初以来，随着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跟着做了不少关于统一战线政策宣传工作，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策略问题，王明的一些文章还曾是中共中央研究参照的重要文件。这是王明一生中最值得称道的一段经历，也是毛泽东将他比喻为“神仙”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时，王明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出现在延安，打着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招牌来传达指示，并引经据典，讲得颇具煽动性，而且其中的“抗日高于一切”的口号也不算错，如真能实现国共两党“共同领导，共同负责”，对于此时弱小的共产党是一件好事。
如此，延安的多数领导人纷纷检讨过去不够策略的做法，甚至提出过去“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夸大了对右倾的危险”，认为王明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很好”。
张闻天甚至表态说：这些错误，我与毛泽东是要负责的。
王明带回的是莫斯科方面的意见，毛泽东自然不能明确抵制。对于统一战线，他表示“目前是和为贵”。但他从战争的持久性和保存军队的角度，强调了接受蒋介石统一指挥的相对性问题，和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必要性问题。
后来，毛泽东说：十二月会议时，“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是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
李维汉回忆录也作了证明：王明回国后“约半年时间内，毛泽东又处于少数甚至孤立的地位”。
十二月会议后，王明率中共代表团前往武汉，发表了一个热情洋溢的对时局宣言，极力向蒋介石表示合作的诚意，却遭到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冷遇。
毛泽东曾形象地描述说，王明这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蒋介石是“一个耳光，赶出大门”。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党的领导人渐渐地有些觉悟。
1938年的3月政治局会议后，作为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根据自己的主张给前线领导人发指示。
三四月间，毛泽东连续就战略问题致电朱德、彭德怀，针对王明的“七统一”指出：“蒋之命令是双关的，一面包含战略需要之积极意义，一面又难免不包括恶意在内”，因此，具体处置应依情况而定，但不能束缚自己的手脚。
因此，在王明回国后，右倾投降主义虽一定程度影响了新四军领导人项英等，干扰了华中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影响了新四军的迅速发展壮大，但八路军敌后游击战在毛泽东正确指导下取得重大进展。到1938年10月，八路军滚雪球般地扩大了，由出师时32万人发展到15万多人，开辟了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豫、山东等抗日根据地，游击区域也扩大了。这说明毛泽东的方针是正确的。
但是，党的领导层出现了两个声音，引起了许多人的不安，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共的对敌斗争，毛泽东认为不能任由这种局面持续下去。但解铃还需系铃人，王明是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出现的，党内许多同志还迷信国际，要消除王明的不良影响，自己必须取得共产国际支持，至少使共产国际全面了解延安的政治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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