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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八路军各部遵照延安党中央的指示全面转入游击战争，积极向山西四角实施战略展开，创建抗日根据地之时，钦差大臣王明从天而降，下车伊始，就与延安的方针大唱反调。
1937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王明，率康生、陈云、曾山等人乘苏联军用飞机飞抵延安。在延安举行的欢迎会上，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说王明等人的到来“是一件大喜事”，是“喜从天降”，甚至把王明等比喻为是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而王明一讲话，就说“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还说蒋介石是中国人民有组织的力量，如果不联合蒋介石，客观上等于帮助日本。
他的讲话，连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都认为：“可以被看作是对毛的党内政策以及全国政策的十分谨慎的批评。”
闻天（前排右四）等人在延安机场迎接王明等人从苏联回来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以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会上，王明更是摆出钦差大臣的架式，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横加指责。他批评洛川会议过于强调独立自主，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赞成毛泽东曾说的在南京国民党营垒中有左、中、右三派的提法；也不赞成国民党和共产党谁吸引谁的提法，不应说谁领导谁，而是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不要空喊无产阶级领导，这样会吓走同盟军。
他批评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认为“没有统一的国防军和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游击战不能战胜日本”。提出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国家政权，统一的国防军，军队要“真正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和统一作战计划”。
12月政治局会议后，王明应蒋介石之邀赴武汉与国民党谈判。23日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王明任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12月27日，王明撰写了《挽救时局的关键》一文，突出地宣扬国民党同共产党一样也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说国民党中“没有什么法西斯蒂派”，蒋介石等是“坚决领导抗战的人物，将成为中国的不朽的民族英雄”。
在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进一步发挥了他在十二月会议上的主张，提出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在内的各抗日军队，都要“确立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并强调军队应该“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他把原来的“五统一”发展到“七统一”。这说明在如何兼顾党的利益和统一战线的需要这个问题上，王明与毛泽东发生了分歧。这些主张是束缚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绳索。
到1938年8、9月间，日军会攻武汉，王明在他控制的《新华日报》上一连发表了近10篇社论，提出：“武汉的得失关系中国继续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前途非常重大；把武汉变成牢不可破的马德里！”
马德里是西班牙的首都。1936年2月，西班牙共产党发起、建立的人民阵线在议会选举中获胜。8月，德、意法西斯进行武装干涉。在共产国际号召下，苏联、法国、加拿大等54个国家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组成35万人的国际纵队，奔赴西班牙，和人民阵线一起进行了著名的马德里保卫战。1939年3月，马德里虽失陷，却写下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光辉篇章，为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王明要把武汉变成“中国的马德里”，却无视中国尚未具备长期保卫武汉的条件，在强敌的进攻下，想作孤注一掷的侥幸的尝试，对于继续长期抗战是有害的。他抛开抗战所处的阶段和我军的实力，反对党把工作重心放在敌后农村，轻视游击战，竭力主张保卫武汉，是“城市中心论”思想在作怪。而且，最重要的是，王明忘记了一个事实，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当权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国民党当权，蒋介石当家。如果真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会正如蒋介石之愿，把共产党溶化掉，把人民军队的老本都丢掉，当蒋介石抗战胜利后翻脸的时候，共产党就会陷入被动。一切听命于国民党，已有了陈独秀的教训。而1936年的西班牙则不一样，在西共掌权执政的情形下，号召“服从人民阵线”、“一切经过人民阵线”，当然是正确的。因此，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马德里在什么地方，看什么地方具备马德里的条件。”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不能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为没有它打不败日本，共产党自身难以生存；但在统一战线中，共产党也决不能丢掉了独立性，混同于国民党。否则，将合作变成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自己失去可能发展的机会。
为什么王明这位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一回国就与毛泽东闹别扭呢？
如果我们把历史镜头作些回放，就会理解王明上述表现。
王明，原名陈绍禹，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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