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年出生，安徽金家寨人。他于1925年入党，在中共领导层中无疑是个小字辈。当这年他被党组织送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他的人生出现重大转机。他对俄语和列宁主义两门课狠下功夫，效果不错，以后，这个年少聪颖的小伙子就凭着流畅的俄语，对列宁、斯大林教导的谙熟程度，得到共产国际代表、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的器重，并结识了斯大林。在米夫的一手扶植下，1931年1月，在此前只做过中共上海沪东区宣传干事、中宣部秘书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连跳三级成为政治局常委，并成为中共的实际领导人。不知是“士为知己者死”，还是为了站稳脚跟，总之这个经米夫选种、育苗，一手提拔培养起来的，除了会背一些马列词句外别无所长的王明，心甘情愿地做了“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处处标榜自己“百分之百忠于国际路线”、“百分之百的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他还有一个著名口号是：“拥护苏联就是拥护中国革命。”心中一点也没有中国。因为害怕白色恐怖，王明干脆人也离开中国，躲进了苏联那个“红色保险箱”，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在莫斯科直接领受共产国际精神，对国内的共产党遥控指挥，发号施令。这种情况持续到红军长征开始后中共与莫斯科电讯联系中断。
在莫斯科，王明更是以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卫道者”面目出现，以他们的意旨为意旨。
中国发生“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作为一个中共领导人，王明无视日本要吞并全中国的事实，却跟在苏联报纸后面拾人牙慧，坚持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是进攻苏联的序幕，“是进行武装进攻苏联的直接步骤”。为此，他不提抗日救国，反而强调“拥护苏联”。他还反复强调“推翻国民党是反帝国主义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的先决条件”，授人以柄。不仅如此，他看不到争取中间阶级阶层的必要性，把一切资本家、地主、官僚、军阀、高利贷者统统列为“应被打倒的敌人”。
对王明的极端“左”倾的关门主义，毛泽东作过讽刺：
“革命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拼命。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声反革命。哪有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因此，结论：关门主义是惟一法宝，统一战线是机会主义的策略。”
令人不解的是如此“左”倾的王明，为什么在离开祖国6年后回国，态度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极力主张与国民党亲善。他甚至把中共领导人付出很大心血从蒋介石那里争来的权利都放弃了。
要解开王明之所以右倾的谜团，对于一个一切都听“将令”的人，我们还得从苏联对外政策及共产国际主张的转变中找答案。
会上的报告随着法西斯势力的日益猖獗，战争的危险也日益加剧，苏联为了避免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急需在东方寻找一个力量阻止日本帝国主义对苏联的入侵。当时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比较弱小，不足以完成这一任务，只有蒋介石和国民党才能完成这一使命。因而，苏联不仅于1935年春同南京政府恢复了外交关系，于1937年8月21日同南京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军事上大力援助蒋介石，而且要中共联合蒋介石一起抗日，并以国民党为中心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蒋介石、国民党多加迁就和服从，支持蒋介石国民党，尽量避免发生摩擦。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不太了解中国情况，认为中央领导大多产生于农村，工人成分很少，要中国红军一下子领会这个政策与自己过去的死敌携手抗日，恐怕有一定难度，因此“需要很了解国际形势的新人去援助中共中央”。而王明在1935年就起草了《八一宣言》，同年11月7日，在《救国报》上发表《答反对反帝统一战线者》一文，最早明确提出“联蒋抗日”，并且向来忠于共产国际路线，惟斯大林意旨是听，是去“援助”中共中央的最佳人选。于是，王明就踌躇满志地回到国内，根据西班牙的模式，搬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