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咽了口茶，孙连仲皱起眉头继续说道：“这次北上不成，委员长咋发来电报，硬是要先剿共、后抗日，一句话，就是要我们死也得死在宁都。语气非常强硬，能有什么办法，咱们能不遵命吗！这些天焦虑上火，牙又犯病，明天我要到上海去治治，这里的事就全拜托你了！”
赵博生摘下眼镜来擦了擦，不紧不慢地说道：“总座，这么大一摊子，我怕收拾不了……。”还没等讲完，孙连仲一摆手打断了他的话：“老弟，自冯先生(西北军将领对冯玉祥的尊称)下野，咱们便成了没奶的娃儿，带着几万弟兄能混到现在实属不易。你看看现在军中的将领，董振堂、季振同，他们能打，可是太猛浪，重用不得；李松昆、王恩布等人虽听话，却平庸至极。唯独你，能文能武，能屈能伸，我是充分信任你的，能担此重任。我走后你就放手干吧！我已安排下去了，你不用操心……”
从指挥部出来，赵博生摇了摇头，内心叹道：“真是个老滑头！”
他径自来到梅江岸边，找了块草地坐下来，静静地望着远处高耸的翠微峰，他又想起了以前西北军时的政治部主任刘伯坚。
那还是国共合作时期，冯玉祥请来了共产党人帮助其治军，分任西北军各部政治工作负责人。刘伯坚便是他最倾佩的一位好朋友，和他们相处久了，他觉得共产党人身上仿佛有一种特有的磁力，深深地吸引着自己。当时的西北军中盛传着一句话——“听刘主任一次演讲，可抵三月饷”。只可惜，那段岁月太短暂了，“宁汉合流”后，冯玉祥也跟着开始在军中清党，刘伯坚、邓小平、王一飞、刘志丹等著名的共产党人被迫离开西北军。当时的他感到很失望，很茫然。对冯玉祥的背信弃义，非常不满，常常当着士兵们说：“我每天都准备着死，在未死之前，活一天就得坚决为工农穷苦群众奋斗一天。”
不久，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为首的四大军事集团开始了对权力、地盘、地位、利益的明争暗斗，矛盾日益加深。终于在1930年4月1日暴发了著名的中原大战。这场国民党内部的军阀混战，双方共投入了一百多万军队，持续时间达半年之久。这其中冯玉祥的讨蒋主力——西北军，更是倾巢出动。大战前期，蒋介石的中央军被打的节节败退，连蒋本人都差一点儿成为西北军的俘虏。可至大战后期，雄居东北的张学良通电拥蒋，并下达东北军入关的命令。倾刻间，几十万东北军杀入关内，这无异于在西北军的背后捅上了一刀，再加上蒋介石惯用的分化和瓦解手段，二十多万西北军开始纷纷倒戈。
失败和挫折令赵博生倍感失望，每当这个时候，他就会想起刘伯坚主任临走前对冯玉祥说过的那句话“总司令既已决定与蒋介石合作，说明我们之间已志不同，道不合，只有分道扬镳。既然这一天来了，但请总司令记住一句话，同蒋打交道，终有一天是要后悔的。”
现在兵败下野的冯玉祥岂只后悔呀！也就在那一刻，赵博生才觉得共产党的正确和伟大。
当时正值西北连年大旱，无数农民生活无着，流离失所。打了半辈子仗，什么也改变不了，他悲愤不已。于是挥笔写下一首《革命精神之歌》，以表达自己忧国忧民，立志救国的决心。歌词写道：
大战前夕，他曾派人去上海找过刘伯坚、找共产党，可惜未能找到。一九三一年四月，部队进驻宁都后，他还亲自去了上海一趟，仍未如愿。面对此时的局面，二十六路军二万余将士如同是坐在了火山口上。前进，是他所不愿见到的与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为敌；后退，则有蒋介石在广昌的嫡系部队阻拦。困守在此也不行，二十六路军多系北方人，在这霖雨绵绵的南方山区水土不服，加之疟疾流行，长此下去早晚得病死光。一股沉重的责任感压在了他的心头，想到这里，赵博生深深地叹了口气，缓缓起身，踱步回营。
是日夜晚，两个青年军官照例来到总指挥部电台听新闻广播，他们是七十四旅一团团长黄中岳（原西北军总部手枪旅旅长）和副团长苏进（原西北军总部手枪旅参谋长）。走进机房，里面已挤满了从各部赶来的军官，大家打着招呼吸着烟，边听新闻边交换着对时局的看法，情绪激昂，好不热闹。当转到日本东京的新闻时，里面正播告着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三省的战况，喧闹的屋内迅速安静下来。战况中说到日本军队昨日攻占某城，今日攻取某地，言辞狂妄，口气嚣张，大家听了无不义愤填膺。随后又转到南京中央台，听完却叫人气破肚子，广播说只是日本军队少数人在寻衅闹事，不是发生战争，要国民忍耐退让，抱不抵抗主义；继而又一味依赖国联，盼望国联作出公断，让日军撤兵。最后是蒋介石亲自发表的演说，还是那套“攘外必先安内”和“不可轻言抵抗”的滥调。
黄中岳于1926年曾被冯玉祥派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对日寇在中国领土上的嚣张气焰早就不满，“济南惨案”后中断学业，愤然回国。他性格爽直，爱国心强，将烟头一丢扯开嗓子大骂起来：“安内，安内，安个屁！日本鬼子都打到家里来了，咱们还在窝里斗！国联，鬼才信呢！有个屁用！”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