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的胡嘴岭，冲得过广昌？蒋介石在这漫长的数千公里道路上随时也能纠集重兵，给这支苦难的军队以致命一击。凭现在二十六路军这二万人马，恐怕永远也到不了北方的抗日战场。
怎么办？董振堂焦灼地犹豫着。这时，传令兵送来总指挥孙连仲的电报，上面写着：“勿生争端，速回宁都”。董振堂气的将手里的电文撕了个粉碎，痛苦地喊道：“撤！”
就这样，二十六路军浩浩荡荡地开出来，又趁着夜色灰溜溜地回到了驻地—宁都城。
第二天上午，位于城东一座二层小洋楼的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院内，聚集着全军三十多名译电员、报务员。一位三十出头的年轻军官站在台前，他高个子宽额门，眉清目秀，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虽着一身旧军装，举手投足却尽显军人特有的质朴与威严，他——就是二十六路军总参谋长赵博生。
此刻，他手里捏着几份传单讲道：“这里面的内容只有电台才能收到，也就是说只有你们才能做得了这些传单，做事情要敢做敢当，畏畏缩缩不是咱们军人的性格。我再问一遍，是谁干的？”
大家胆颤心惊的站在下面，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不敢吱声。过了一会儿，从队列里走出来一位年轻的士兵，胸部一挺，从容说道：“报告长官！是我干的，与他们无关。”
话音刚落，紧随其后又跟出来两个，异口同声地说道：“长官，还有我们俩！”
赵博生从台上走了下来，背着手仔细打量着几个年轻人，问道：“从哪儿得来的消息？”
“苏联伯力电台的广播。”
“为什么这么干？”
“日本鬼子都侵占东北三省啦，我们现在不仅不抗日，连东三省抗日的消息都被封锁，我们收听到马占山将军带领部队和鬼子战斗的消息后，无比激动，觉得应该让民众知道这件事情，于是我们就……”
“叫什么名字？哪个部队的？”
“我叫闻述尧，他们两个是陈士吾和杨笑是。我们三个都是二十五师七十三旅的报务员。”
“董振堂的部队！”赵博生眼神一亮，脸上露出一丝赞许的微笑，旋即又恢复至严肃的神情。回到台前，他郑重地讲到：“知道吗？你们出这些海报宣传抗日，是一件好事情啊！蒋委员长不准抗日，东北义勇军自发组织起来很好嘛！这件事情你们今后还要干下去，买纸墨没钱，我给了。但有一条，要先给我审阅一下。”
接着，他毫不留情地抨击了国民党南京政府，他说道：“……南京政府要员们住的高楼大厦是谁修的？是工人！他们吃的粮食：大米、白面，是谁种的？是农民！眼下日本鬼子正糟蹋咱东北的同胞，这些吃百姓、住百姓的大官们，睁着眼睛就是不打日本鬼子……。”
一席话，令大家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原来参谋长和我们的心情一样，也是强烈要求抗日的。”闻述尧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和战友们拥抱起来。赵博生望着这群生龙活虎的年轻人，笑着大手一挥道：“好了好了，都回去吧！”
孙连仲此刻正捂着肿起的左腮，躺在一张竹编的摇椅上，心思重重。听见外面的欢呼声，不禁眉头一皱，他哪有闲心去管这些“破事”。现在，部队乱糟糟的，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难以驾驭。年初，奉蒋介石一纸电令，带着二十六路军二万余众到南方的江西“剿共”。大半年时间里，就损失掉近万人马，先是在宜黄被红军一个突袭，打掉一个旅损失了三千余人；驻守宁都以后，士兵们逃跑一部分；水土不服，又病死一部分；加之下面的广大士兵和官佐都不愿替蒋介石卖命打红军，这样下去令他自己都不知道该如何收场。最让他伤脑筋的，还是他的老部下——七十三旅的旅长董振堂，此人骁勇善战，是一员难得的虎将。他满以为由七十三旅担任全军的前锋，能在共产党领导的苏区所向披靡。可结果让他大失所望，董率他的部队一经与红军接触，不是畏缩不前，就是往后退个稀里哗啦，让他在蒋介石面前丢尽了面子。董振堂都这样了，其它部队还有什么指望，照这样下去硬守在这儿，打又打不得，走又走不了，早晚得玩完。蒋介石这招“以毒攻毒”可真够狠的，我孙连仲担得了这个责任吗？
这时，门开了，进来的是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孙连仲睁开眼，暂时止住了内心杂乱的思绪，起身道：“恩博(赵博生字)，你来了就好，我有要事相商！”赵博生坐了下来，长叹一声：“总座，今早又抬出去十几号弟兄，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士兵们大都是陕、甘、青一带的人，在这潮湿闷热的南方根本呆不住。目前日寇侵占我东北，官兵们的抗日情绪很高涨，趁此机会还是要想想办法啊！”
望着这位自己亲自从吉鸿昌那儿请来的参谋长，孙连仲一时不知如何作答。许久，才说道：“恩博！你爱兵如子弟，我是理解的。谁叫我们是人家（蒋介石）手里的败将，被人家不当人，拿来当枪使唤！你也知道，杂牌军都是这个样儿。当今粮饷，我们仅领到六成，弹药又不给补充，发下来的药品，不是假的就是过了期的，照此下去，我也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