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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植居于川鄂湘黔四省交界处，湘西北澧水上游，澧水源出桑植西北的东瓜棚，流经桑植、大庸、慈利、石门、临澧、澧县、津市7个县，注入洞庭湖。
桑植面积25万平方公里，时人口12万左右，为苗、汉、土家族等民族杂居之所。四周高山峻岭，著名的大山有猪食头、模英界、四门岩等，属武陵山系，民谣曰：“大庸有座天门山，离天只有三尺三，桑植有座猪食头，一截伸在天里头。”意思是说明桑植、大庸的山高水险。桑植县按习惯分为内半县与外半县，内半县多系高山峻岭，稻田稀少，数十里内无人烟，一个村长达数十里，人口虽然不多，然田地亦不足分配，依靠在偏岩陡坡种些苞谷、番薯为生。内半县田地稍多，但人口较密，且多靠天吃饭。此外，还产有桐、茶、桔子等。
桑植山多，地区偏僻，仅澧水可通小木船到陈家河，全长70里。且滩多水急，秋冬无法行船，平均每年通航4个月，往龙山、湖北的道路只能单人行走。每当冬寒下雪冰冻，交通亦断。因此，土特产很不容易外运，而外面的物资亦很难运进，如此则造成桑植经济难以发展。
桑植自民国以来，由于军阀连年混战，致使土匪遍地，田园荒芜，民不聊生。民国5年（1916年），永顺匪首郁大明约万人攻占桑檀，组织红帮，惹起“神匪”刘周氏率众攻城，一场恶战，造成了桑植一片混乱，百姓流离失所。民国7年（1918年），靖国联军第五军林德轩部抵桑，提倡大种烟土，不但使粮食减产，更造成了无穷的后患。后来，林德轩被贺龙率部驱逐出境。又剿杀了红帮头子陈宝如、朱月清，歼灭了“神匪”刘周氏党羽，使桑植社会治安稍奠。到了民国9年（1920年），贺龙率部入川讨贼，永顺匪首肖善堂、向碧峰、田少卿、向子云，大庸匪首周铁鞭、慈利匪首朱际凯，时常来往，攻占桑城，县内当权龚时雨、方裕震、王庸之、陈慈航、陈涤震、彭昆龙等，相继掌握全县的武力。向风翔、朱照寰、廖敬之、刘子维、李春林、李玉书、李益三、向英武、尚平如、向福安、朱还浦掌握内四乡政治、武力；张东轩、刘锦星、陈苓楼、陈震南、陈兴南、彭德轩、陈物亨、陈辅华、陈星如、刘学敏、钟觉吾掌握外四乡政治武力。有所谓“八大诸侯”之称。他们称霸当权，树立派别，组织党羽，把持乡镇，争权夺利，无所不为，反动政府纵匪养匪，且以当匪为发财之捷径，因之官匪不分，黑白不明，烧杀抢掠，时有所闻。直搞得桑植县孤鸿遍野，十室九空。
桑植人民大多从事农业，然大部分土地为地主所占。全县最大的地主龚桂堂全家二十多口人，占地三千四百余亩，县有房屋千间，铺面数十家，其他山地无以计。农民大多靠租种地主田地而活。土地的高度集中，随之而来的就是高利贷，往往使得穷人倾家荡产，颠沛流离，洪家关的大土豪谷得志，有地四百余亩，专事高利贷，借一石要还2到3石，头一二年不计较，到一定时期，到本利之和等于借贷者全部家产时，便以“八斗九年三十石”之息一滚，将其家产剥尽。有的地主囤积居奇，趁春荒时“放新谷”，借贷往往将钱折成新谷，至秋后以“谷加五”算之。洪家关大地主钟良玉，为一顶草帽钱要穷户一方地（产量供50人吃一年的苞谷地）。此外还有“滚滚息”、“跟斗息”等。所以当时地主有所谓“三年不打网，鱼在潭里长”之狂语。
农民除负担地主的租息外，还要背着官府的苛捐杂税。时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有所谓的“月款”（每年12次）、季款（每年4次）、寒衣款、被子款、临时借款（实际上是抢）等二十余种。又有所谓谷米税，黄豆、蚕豆税，苞谷税，芝麻税，糖税，酒税，烟税，毛利税（即屠宰税），楼税，淀税，人头税……多达百余种。尤其是抓丁一项，更为残酷，“抓丁”没有季节性，上面要抓就抓，因此酿成年年抓丁，月月抓丁，天天抓丁，使农民不能有一刻宁静。这样一来，往往农民还了旧债，又欠新债。地主恶霸对农民不仅经济上剥削压榨，且对人身进行迫害。上河溪恶霸地主兼土匪头子李玉书，见农民女子颇有姿色者，出嫁时要取“初夜权”。逼得农民只得背井离乡，流离失所。
地主官僚土匪对老百姓的剥削压迫摧残使老百姓生活无法过下去，每年所得的粮食，掺进野菜、杂草亦无过年之粮。时百竹区贫民胡连德一家，一年之中，有8个月吃粥吃糊4个月以蕨葛度日，冬天没被盖，晚上全家人 睡苞谷壳，雪天还穿单衣，大人、小孩冻得周身发紫。其妻子和孩子最后冻饿而亡。时民谣曰：
辣子当盐，苞谷叶当棉，一碗豆腐渣叫过年。
劳动果实去何处，全部进了地主仓；
地主尽吃鱼和肉，我吃野菜我吃糠。
苦贫农民无有活路，便秘密组织起来。在民国初年，成立了“光棍会”，又名“哥弟会”，这是一种带有封建性的群众组织，参加者大多是贫苦农民。其口号是“挖富济贫”。凡加入了光棍人，可称为兄弟，可得到救济。但后来这群众组织为豪绅、地主所操纵了，其宗旨也就变了。
古语说，官逼民反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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