郊一路，各路以长沙为中心作准备于9月10号开始总的暴动。各区暴动成功之后，除留一部分力量维持本区之秩序外，即应迅速调查大部力量攻长沙。长沙于9月12、13号应有一暴动，实行取得政权推翻湖南省政府。湘西分临澧、安乡一路及常、桃、汉一路，常德为中心，准备于9月10号开始暴发，夺取常德为长沙应援。此外湘中之宝庆一带及湘西之醴陵一带，亦须有准备于9月10号左右发动，以为各路主力之声援。如此全省范围的暴动，应普遍的以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的名义为号召的中心，此革命委员会于暴动成功之后组织湖南省临时的革命政府。
关于湖北的暴动计划，分为六个暴动区，即：鄂南区、鄂中区、鄂西区、襄枣区、京汉路区、鄂东区。
鄂南区为通城、崇阳、通山、蒲坼、嘉鱼、咸宁、武昌7县；鄂中区为沔阳、潜江、汉川、天门、京山、应城、监利7县；鄂西区为江陵、公安、石首、荆门、当阳、宜昌、宜都、松滋7县；襄枣区为襄阳、枣阳、宜城、光化、谷城等县；京汉路区为黄陂、孝感、应城、应山等县；鄂东区为黄冈、鄂城、大冶、蕲春、黄梅、广济、阳新等县。
《两湖暴动计划》要求湖北的暴动区域应于9月10号从鄂南开始，而后鄂中、鄂西即响应，3个区域的暴动创成一独立局面，威胁武汉或从鄂南攻取岳州威胁长沙。襄枣区的暴动亦于9月10号起，至迟不过12、13号，如鄂中、鄂西、襄枣暴动开始之后，鄂东区、京汉路区须应尽量的响应。
《两湖暴动计划》提出，暴动组织在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湖北分会之下。军事方面，乡村用农民革命军，城市用工人革命军名义，合称工农革命军。将工人纠察队改称工人革命军，农民自卫军改称农民革命军。
对于暴动中的政策界限，计划中亦作了规定。对于土匪，应对他们进行宣传，使之在农民协会或革命委员会之下进行改编。
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央的“两湖秋收暴动计划”，制定了《湖北秋收暴动计划》。
9月，中共中央机关开始迁往上海，为了加强对长江中部各省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长江局，派罗亦农任长江局书记，代行中央职权。指挥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安徽、陕西6省的革命运动与党务工作。长江局机关设在武汉珞珈山路一排两层楼房靠右边的一幢房子里。
关于湖北省委贯彻“八七”会议的情况，湖北省委的报告称：
“八七”会议决议案中央尚未发到省委，亦农同志亦分批召集过武汉区市县负责同志开会报告及讨论，在8月底中央只交来六本决议案，当即分发到武汉三镇区市县负责同志传阅讨论。9月底10月初，更大批的印出，发给各级党部。
湖北省委为加强鄂中、鄂西区的暴动领导，派了大批干部前往指导工作，省委常委兼农民部长任旭前往鄂西地区。9月初又成立了鄂西特委，由宜昌书记曹壮父、张计储、张善率组成鄂西特委。鄂中区划为南北两部分，北部辖汉川、天门、京山、应城四县，由省农协会常委王平章负责；南部辖沔阳、潜江、监利、新堤市，由肖仁鹄负责。省委复派王大全巡视鄂中南北二部。
周恩来大体上谈了湖北省委的情况后，贺龙插话说：“听逸群讲，罗亦农出了事。”
周恩来点头说，“是的，亦农同志被免了职。”
原来，罗亦农面对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形势，对临时中央政治局实行全国总暴动的方针提出异议，他在《长江局最近政治决议案》中提出了“目前绝非总的暴动时期”的观点，他认为，要想夺取敌人的中心城市是不可能的。罗亦农的这种认识，受到了团长江局，团湖北省委代表刘昌群、韩光汉等激烈反对。他们向临时中央政治局控告罗亦农和中共湖北省委在唐生智与桂系交战时，不趁机发动暴动，而是“畏缩不前，临阵逃脱”，“犯了极严重机会主义的错误”，要求中央对罗亦农的问题“彻底查究”。刘、韩二人为此上书领导机关。
12月4日，中央指定苏兆征、郭亮、贺昌等组成中共中央湖北省委特别委员会，苏兆征为特别委员会书记、郭亮、贺昌被当选为委员。并组成了由苏兆征为书记、贺昌、郭亮为委员的“查处长江局问题”的特别委员会。当时，贺昌在香港，接受了任务后，即赶到武汉。
特别委员会成员到湖北后，即采取了错误的方针，改组了省委领导机关，对武汉暴动问题也作出了错误的结论。
12月14日，省委召开了扩大会议，贺昌被选为省委执行委员，郭亮任省委书记，停止了罗亦农、陈乔年、任旭等组成的湖北省委的职务。
中央和特别委员会对湖北问题的处理，引起了湖北广大党员和干部的不满，为此，罗亦农写了《给中央常委并转政治局》的信，辩解了此情。加上全国总暴动的方针在实践中遭到了挫折，因此，临时中央政治局在听取了争论双方的意见后，于12月24日召开会议，承认了唐生智崩溃时，武汉不能举行夺取政治的总暴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