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要回湘西拖队伍的要求提了出来，大家都同意，只有罗明那兹提出质疑，他怕贺龙回去拖了队伍即与共产党离心离德，变成军阀。罗明那兹的这种看法，是几位参加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在失败后给中央的报告中对贺龙不公平的评价有关。周恩来听了罗明那兹的发言后说：“贺龙对共产党是一心一意的，他已经成了军长，若当军阀，就不会跟共产党走了。”
最后，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一致同意了贺龙拖队伍的请求。并决定组建中共湘西北特委，由郭亮任书记，贺龙、周逸群、徐特立、柳直苟为委员，负责发展工农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红色政权。
决定之后，周恩来请贺龙、周逸群、卢冬生等人在一品香饭店吃饭。席间，周恩来向贺龙、周逸群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并要他们到武汉后去找湖北省委书记郭亮，接头地点是谢弄北里17号。周恩来最后说：“中央也决定要郭亮同你们一起去湘西北，中央很快派人接替他省委书记的职务。”
贺龙听了很高兴他说：“恩来同志，请转告党中央，我贺龙要完不成任务，提首来见。”
周恩来笑道：“贺龙同志，党中央会时时关心你的。” 接着，周恩来把湖北省委的情况向贺龙作了介绍。
1927年6月下旬，在河南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下令“分共”，打破了莫斯科和中共对其希望。在冯玉祥“分共”之际，武汉汪精卫集团的“分共”也成定局。7月15日，汪精卫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汪以中央政治局委员会主席团名义，报告了《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至此，武汉国民党与中共分道扬镳了。
面对国共两党已呈现的彻底决裂的形势，中共领袖们看法各异，陈独秀躲起不视事，鲍罗廷、瞿秋白也上了庐山。7月23日，共产国际派罗明那兹秘密抵武汉，接替鲍罗廷。
8月7日，中共“八七”紧急会议在汉口鄱阳街139号召开。这所房子是英国人在1920年修建的，为一座三层楼公寓，名叫“怡和新房”。由于环境险恶，会议只开了一天，中心议题有三项：一是共产国际代表报告与议定告全体党员书；二是临时中央常委代表瞿秋白报告与讨论会议决议案；三是改组中央政治局。
“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路线对中共的统治。
会议选出了瞿秋白等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之后，瞿秋白这位中共的“舵手”，把中共这条航船一下由右拨向了“左”，使中共全党中心工作集中到了“暴动”上。暴动成了革命与不革命。反革命的分界岭。
中共由右突然至“左”，有主观亦有客观原因。李维汉后来回忆说：
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革命的急性病，使党内“左”倾情绪很快地发展起来，除了这种“左”倾情绪外，还有一个认识问题，即所谓“左”比右好。“左”是站着斗，右是跪着降。当时在党内（一定范围内）已经形成了舆论，而“左”倾情绪和“左”倾认识（理智）结合起来，就成为盲动主义发展动力。
于是，盲动主义代替了投降主义。中共历史证明，矫在极易过正。但是，历史已经证明，“八七”紧急会议，对中国革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八七”会议毫不妥协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危害革命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
“八七”会议之后，中共领导的暴动在城市和农村纷纷举行。
“八七”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制定了《两湖的暴动计划决议案》。其计划称：
（一）目前两湖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形，纯是一个暴动的局面，本党当前惟一重要责任，就是坚决的实行土地革命，领导两湖的工农群众实行暴动，推翻武汉政府与唐生智的政权，建立真正的平民的革命的政权，如此才能保障革命猛烈的继续进展。
（二）两湖的暴动尚未开始，在时间上已经是失败，这是犹豫不决与不相信农民的群众力量的结果，如此便要丧失革命。
（三）土地革命必须依靠真正的农民的群众力量，军队与土匪不过是农民革命的一种副力，或许纯全依靠军队的行动而忽略农民本身之组织力量与行动，这也是机会主义的一种形式的表现。这样领导的暴动，暴动无疑义的要归于失败。这不是暴动，这是一种军事的冒险，或者军事投机。
（四）两湖的农民暴动必须开始于9月10号，因为两湖的环境不同，两湖应各有其中心区域，应各创成一种独立的暴动局面以发展暴动，但总的政治目标口号与行动须一致。
（五）湖南暴动可以分为三大区：一为湘南各县、郴州、宜章、汝城、永兴及衡阳、耒阳、衡山两路，准备须于9月6号开始暴动，夺取衡阳，暴动成功后，会合潭醴之师合攻长沙。第二区为湘中、湘东各县，为安源、醴陵、湘潭、湘乡一路，刘阳平一路，宁乡、益阳、安化一路，湘阴、岳阳、长沙与其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