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来。
八月的一天，子文突然回到渭南，交谈中，我才知道他北后在红二十六军工作。五月，杜衡强迫红二十六军二团南下后，省委决定让子文追赶部队阻止二团南下。半个月后，他背着刘志丹同志来到张文华家，同来的有王世泰等同志。他们在家里商量过河回照金的事，让我在门外放哨，我才知二团南下失败了。
敌人为了消灭红军，在赤水渭河渡口派兵封锁，严密把守。如何渡过渭河，他们多次研究，一时拿不定主意。见他们为渡河的事作难，我就要求掩护他们过河，志丹同志觉得事关重大，不忍心让我冒险。子文笑着说：“我老婆坐过牢，修过枪，胆子大着哩！让她去，我放心，你还有啥不放心的。”我和子文结婚几年，虽然在一块生活时间很少，但他对我是十分了解的。随后，他又将如何渡河的办法告诉了大家。大家同意了他的意见。过河那天，我与王世泰扮成假夫妇，以过河吊丧为名，我提着柳条编的笼，将四支盒子枪藏在笼里，上面放些献食、火纸等吊丧用品。王世泰抱着两岁多的北平，过走边逗孩子。桥头哨兵见我们表情自然，也没有多问，就放了行。过河走了好远。我的心还“突、突、突”地跳个不停。我们过渭河的那天，志丹、子文等也从其他渡口过了河。不多几天，他们便回到了照金，我仍留在渭南。
一九三五年春的一天，我在旬邑意外的碰到我的两个侄女，一个是大哥子祥的女儿黄培兰，一个是我娘家三哥的女儿李金芳。她俩是由学校北上参加革命的。当时她俩年龄一样大，都是十七岁。不久，金芳北上，我和培兰到了正宁。七月，错误肃反开始，我和培兰被关押在一个监牢。不久，培兰被害了。十月，中央红军到陕北后，我被释放出来，这才知金芳也在洛河川被害。后来，我才知道在我被捕的前几天，习仲勋同志和子文、志丹也被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关押，在毛主席领导中央红军到达后才被释。由于我获释后去瓦窑堡，因而仍未和子文见面。这一年我加入了共产党。
一九三六年三月，我到庆阳的抗敌后援会做妇女工作时，遇见了子文，我们已两年多未见面了。他来庆阳担任了后援会主任。听子文说他在三三年任四十二师政治主任时，因作风问题处分过高岗，高记仇在心，在豹子川寻借口把子文逮捕，后被习仲勋和谢子长等同志救了下来，才得释放。三四年十一月，子文任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三五年七月，朱理治路过南区，因他和子文在一些问题的认识上不一，朱即诬陷子文为右派，肃反中将他关押。获释后，被派到庆阳城抗敌后援会。
一九三七年春，党组织派我去旬邑职田镇鲁迅师范学校学习。七、八月间，子文说边区党组织让他回到武字区工作。一九三八年夏，我由学校毕业被调回陵前。当时“双十二事变”后，国共合作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子文回来与陵前乡民团团长谈国藩（党员）、王瑞琪（党员）商议，在我家南边的窑里办起了地下兵工厂，为根据地各路游击队修理枪械，造手榴弹。此时，恰好子文让郭立三、刘德智（李屺阳）等同志在陵前长坳堡办了个“纺织厂”，让我去那儿工作。他告诉我们：对外叫“纺织厂”，对内叫“女子义务学校”，纺纱织布是幌子，学习文化，宣传抗日，培养人才是目的。厂里的四十多名学员兼工人是经避三原北原和富平西原党组织选送的青年妇女。每天派两、三个人背上布转乡，名为卖布，实为宣传抗日，散发传单，动员妇女起来闹革命，探听敌人消息。
一九四零年冬，省委派子文去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在此之前，他还在云阳党组织办的安吴青训班学习过。子文这次和我分别，想不到成了终生难忘的永别。一九四零年末，二次白色恐怖笼罩各地，三原伪政府发现了纺织厂的秘密，强迫工人解散，学校停办。一九四一年冬，我去延安，没找到子文的住处。四二年的整风运动开始后，我便参加了整风学习。运动结束后，我被安排在延安市南门外的一所小学教书。四三年又被派到马栏小学教书，直到四七年三月，因马栏遭胡宗南匪军攻打失守，我才跟武工队回到富平娘家住下，回来后，只听人说子文在四二年整风开始时，因怕当时担任领导职务的高岗再次陷害他而回到陵前。
每当回忆这段经历，我的心情十分难过。子文为革命不光要与敌人东杀西拼，又常常要提防革命队伍内部个别人的明枪暗箭。他在革命道路上所受的挫折和打击，远不止我所知道的这些事实。
一九四七年八、九月，薛明胡同志到富平看我，说是慕天祥让他来的。他用手抚摸着我的小儿西平的头，又望了望我，却一句话不说了。我发现他的手在颤动，泪水夺眶而出，突然失声的哭了起来。我感到事情不妙，他才以悲痛的心情，向我讲，子文已经为革命牺牲了，当时，我的心都要碎了。子文一家为革命，四人献出了生命，一次遭火烧，数次被抄家，眼看革命即将胜利，曙光已经在望之时，他却壮烈牺牲！当时，他三十九岁。
一九四九年，三原解放了，我以完成子文遗愿的决心，积极投入了新的革命工作。我先后任初级社主任，公社副社长，县政协委员等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