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西北的干部，而在西北的人看来，他又是中央的干部。他从陕北、陕西到了中央苏区，又跟红一方面军长征回到陕西；从西北地方的工作岗位又到了中央的领导岗位。这种工作的变动，本来是完全正常的，但在某些情况下，这又可能是一种“劣势”，一种容易被人做文章的处境。尽管他处以公心，认真做事，从不搞拉拉扯扯、吹吹拍拍，但还是一会儿差点被安进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一会儿又被莫须有地扣上所谓“习贾刘集团”的帽子，这大概与他的那种“劣势”不无关系。
当然，这是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一种产物，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但是，人们回顾起来，还是有理由希望不再发生这种令人遗憾的情况的。“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就个人经历和个人关系而言，很自然地会有亲疏远近之分，但既然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就应该彼此平等，互相信任地一起共事。历史已经证明，什么时候这种关系是健康的、亲密而融洽的，什么时候队伍就坚强有力，事业就蓬勃发展；而什么时候这种关系变得复杂，渗进某些小团体利益和个人私利的打算，内耗四起，空气变得不清新，不健康，什么时候队伍就松散而缺乏战斗力，事业就会受损、受挫折。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完成那样宏大的、需要千百万人长期奋斗的事业，多么需要团结一致、齐心协力的精神啊！人们多么希望少出一些贾拓夫那样的悲剧，少一些内耗啊！有人说“窝里斗”是中国人的劣根性。其实，仁爱、友善、团结、祥和也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不同阶级之间，不同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是必然的。但是在共产党内，在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共同奋斗的事业中，祸起萧墙，同室操戈，则是应该和可以避免的。在和平建设时期，如何解决好这一问题，找到一种方法和途径，能够容纳和正确处理内部关系及不同意见，既统一意志又团结同志，既求大同又存小异，既分清是非又不伤人，则仍然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改善党的领导的一项重要任务。也可以说是共产党在领导人民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的一项任务。
贾拓夫虽然自身几次受到委曲，一生颇多周折，但他对同志却始终宽厚诚恳，从不整人，和他一起战斗过和工作过的人，都一致有此好评；他从来都是非常尊重上级、尊重同志，即使自己受到不公，也不“以牙还牙”。所以他的同志关系一向很好，人们都说“贾拓夫真是个好人”，很大程度上是对此而言的。1957年，全国开展反右派斗争，贾拓夫负责的国务院第四办公室就没有一个人被打成“右派”，而当时是有指标任务的。有人提醒他说：这事不好向国家机关党委交待。贾拓夫却明确地讲：“我是这里的负责人，我去向党委负责，总是要实事求是嘛！”这件事在当时的环境下的确难能可贵，它不仅反映了贾拓夫坚持实事求是的一贯思想作风，也反映了他对待同志的忠厚诚恳的品质。而在工作中，他又常常主动承担责任，检查自己，从不邀功诿过。
贾拓夫对自己有明确的要求，自律很严。他对别人讲过：为人做事要从实际出发，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当老实人，实事求是。这五个“实”成为他一生的座右铭。他也说过：“真正做到这些‘实’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环境是复杂的。但正是因为复杂，才更需要‘实’。以‘实’之不变去应复杂之万变，方为根本之策。”是啊！投机取巧，耍小聪明，不老实，善钻营，可得计于一时，但终不能长久。机关算尽，即使八面玲珑，取巧一生，盖棺后也未必流芳后世，反倒会遗臭千古。世上的正事，是靠这些老实人办的；社会的真正进步是靠千千万万的老实人推动的。世间的复杂，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那些不老实的人造成的。我们从贾拓夫的一生可以看出，正是由于他坚持“唯实”这个宗旨，他才能处处注重调查研究，才能结合实际产生“独到见解”，才能不唯书，不唯上，成为实事求是的模范，才能从实际出发，做出实际的成就。一个领导者，只有真正做到这些，才算是一个称职的领导者，一个对社会有益的领导者。当然，正象贾拓夫所说的那样，真正做到五个“实”并不容易，有时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是政治生命。但是，如果没有许许多多像贾拓夫那样求实的人去办求实的事，如果不是绝大多数人经过反反复复，最终还是走到这条路上来，那么，怎么会有今天的进步和发展？世界不是早就乱套了吗？
贾拓夫严肃实在的态度，不仅仅表现在对待工作，对待同志，对待事业上，也表现在对待个人生活和作风方面。他一贯地要求自己严格地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行事，始终坚持做一个普通的工作者，从不计较个人待遇，从不搞任何特殊化。在陕西地下斗争和延安的艰苦年月中，他身体不好，工作十分繁重，但他从来没有要求组织对自己给以更多的照顾，即使在患了严重的肺病，医生断定他活不了多久的情况下，他也不多提一个字，硬是咬牙自己坚持过来了。解放后，生活待遇好了，地位也很高了，他更是觉得自己已经比广大工农群众和干部好了不知多少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