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样的无私，那样的锲而不舍，那样的坚毅不拔。而这种精神，来源于一种信念，一种执著的追求。只有把自己自觉地熔进这为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而奋斗的事业中，只有完全有意识地始终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上，只有坚持唯物史观，才能做到。这才叫作真正的、成熟的、高度的党性原则。单凭个人的修养，个人性格的坚韧，个人“自我实现”的追求，是无法做到并长期坚持的。
人民和历史，需要的就是这种精神，这种信念。尤其是当代，当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面临一种深刻的变革的今天，更加需要这种精神，这种信念。这绝不是为了纪念贾拓夫们才故意说出的溢美之词，也绝不是传统观念上的理想主义说教，而是极为现实的一种社会需求，是历史前进的一种必然需要。不是吗？试想一下，一个没有理想，没有目标的社会是个什么样子？没有一种力量和一大批骨干分子去影响和带动群众，把社会凝聚起来，向着这个目标推进，社会又会成为什么样子？如果没有贾拓夫和老一代革命者所表现的那种屡挫屡奋、愈挫愈奋的精神，人们怎么能想象一个伟大历史性事业能够成功？人民对于代表他们、领导他们的政党及其骨干分子，又能希望什么呢？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切地感到，贾拓夫的一生，特别是他的最后10年才更具光彩；回顾和总结他的一生，才更有意义。
贾拓夫的光彩还不仅仅表现在那种百折不挠的信念上，他的信念不是表现为诗人那样的浪漫抒发，不是表现为文学家那样的理想呼唤，不是表现为思想家那样的思索寻觅，也不是表现为评论家那样的高谈阔论；而是表现为革命家那样的认真实践，实干家那样的开拓进取。他一生都在实干，都在扎扎实实地做事。他把对事业的忠诚和追求，落实到所从事的每一项具体工作中。在他看来，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大大小小的各种工作，以及它们的集成，都是整个事业的组成部分，而每一工作的进展与成功，都构成和推动着整个事业的前进。他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开创自己所承担工作的新局面上。因此，他做的每一段工作都是相当成功的，都具有开拓性，也都是有实绩的。党给他的评价是“有独到见解、有才干的领导人之一”。这“独到”就是开拓；这“有才干”就是实绩。
纵观他一生所做的事情，无论是在长征路上开路筹粮，还是在陕西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无论是在延安开辟党早期的民族工作，还是在敌顽封锁下经管财经，保障供给；无论是接管西安，巩固政权，还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面发展国民经济；无论是在中央领导机关，还是在基层工矿企业，他都有出色的表现，良好的政绩。可以说，他的一生，是开拓的一生，也是硕果累累的一生。他既忠实于党的路线，又勇于探索创新。把忠诚转化为实干，把责任转化为进取，不敷衍，不虚夸，不空谈，注重实效，不搞花里胡哨，积极创造，不求急功近利。每承担一项任务都认真负起责任，每做一件工作都真正做出成绩。几十年里，他换过许多岗位，做过许多事情，几乎每一阶段都取得新的成绩。即使在首钢没有具体任务的情况下，也能帮助别人去做些实际工作。而且，他每换一个工作，大都是由于前面的工作表现出才干，后一项工作需要他去开拓。他“升迁”得很快，并不是靠资格，不是靠关系，靠提携，而是靠业绩，凭本事。他的经历中记录了他实实在在的贡献，也记载了他踏实苦干的作风。
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是伟大的成功的。这个成功，不仅仅是由于她的信仰、理想和纲领吸引了绝大多数人民，更是由于她和人民一起长期地、不屈不挠地去实践。今日之中国与几十年前的中国绝不能同日而语，一个昂首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任何人也不能小看的共和国，不是画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今后的日子还很长很长，还会十分艰难、艰辛，还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苦干。其中，首先需要的和不能取代的是担负领导职责的政党和她的骨干分子，比任何力量和人们都更加努力踏实地苦干。遗憾的是，如今有那么一些大大小小的领导者，似乎是不那么苦干实干也能过得去。有些人不靠苦干实绩，而靠其他的手段和“本事”，不仅过得去，还能混得好，升得快。其实，这说明社会肌体出了毛病。人们有理由深深怀念周恩来时代那政府机关办公大楼的灯火通明，怀念贾拓夫们以工作为全部生活，以做好每一项工作为最大追求的工作态度，有理由期望和鞭策大大小小的领导者们，像20世纪50年代的贾拓夫们那样勤政。因为只有勤政、实干，才有希望；勤政才能带动廉政，而不勤政本身就是最要命的腐败。
贾拓夫一生勤勤恳恳做事，也实实在在做人。他的质朴、忠厚、诚恳、正派是有口皆碑的。他从不搞权术、耍滑头，从不拉圈子，拉帮结派。有人评论说：贾拓夫在复杂的政治生活中，书生气太重，缺乏经验。也许是吧。客观上，由于他的特殊经历，加上他的这种为人作风，他的确有些“缺乏自我保护”。从某种角度看，他不属于任何“山头”（“山头”在现实中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在于要处理好），也许在中央的某些人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