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拓夫传

    苏联学者赫尔岑说过：“充分地理解过去——我们可以弄清楚现状；深刻认识过去的意义——我们可以揭示未来的意义；向后看——就是向前进。”

    历史是人创造的，它也创造着人。

    给历史造碑的是人，而给人造碑的是历史。

    给历史造碑，是为后来的人；给人造碑是为后来的历史。

    贾拓夫走完了他54年的人生道路，短暂而充实，坎坷而悲壮，平凡而光辉，历史给他刻了一块丰碑。他是无愧的，因为他毕竟给历史作出了无私的奉献，给后人留下了一份遗产。如果人们理解了它，接受了它，那么这些遗产将是实在的，宝贵的，可供后人受用的。

    贾拓夫一生有着明确的信念，他把自己越来越坚定地熔于为国家、为民族、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壮丽事业当中，因此，在苦难的陕北穷山僻壤中，大革命的斗争屡遭挫折，他从未回过头。据一些老人们回忆：贾拓夫是绥德师范的高才生，“绥师”是陕北的“最高学府”，凭他在校出类拔萃的学业和表现，三年时间混成个“小秀才”，弄个一官半职，或者当个受人尊重的教师，有个固定的收入，过上小康生活，本不成什么问题。有机会受人保举，进一步深造，念个大学堂，离开贫瘠的黄土高坡，出人头地，也完全有可能。但他却没有走那条路。

    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他坚持斗争。白色恐怖主要是针对革命者和同情革命者。贾拓夫身处其中，天天都有被捉去砍头的危险，虽然年纪不大，也深知随时会遭杀身之祸。实际上他已被出卖而关进过死牢，尝过手戴铁铐、脚缠铁镣的滋味。但他越狱脱险后，反而更加坚定地与反动统治者进行斗争。即使党组织被破坏，他几乎陷入绝境时也不曾动摇。他在后来的五言诗中写到：“闯关辞西北，衔命访瑞金”，就是要找党，要一条路走下去。

    在历尽人间艰苦的长征道上，他和无所畏惧的壮士们一起，度过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难忘岁月。他也吃过皮带，用前面人的粪便“洗净”里面不曾被消化的生青稞充过饥。但他曾由衷地唱出：“艰苦奋斗为哪个？为了抗日救中国”，更锻造出了坚韧不拔的品格。

    如果说，能经得起艰苦和生死关头的考验是不容易的，那么，能经得起荣辱进退的考验，也同样需要坚定的信念和意志。贾拓夫在这两种考验面前都表现出真正的共产党人风貌。也许，前一种环境离今天的现实稍远了一些，后一种情形则还会经常发生；也许，英勇地经受了前一种考验的人多，而经历像贾拓夫后10多年那样磨难曲折的人少得多，因而我们对贾拓夫在和平建设时期，在自己人自觉不自觉地构筑起来的逆境中，能如此胸怀坦荡，认真不苟，印象尤为深刻。有许多人在这种处境下，往往怨天尤人，心灰意冷，悲叹命运，从此不愿做任何事情；也有许多人在这种处境下，往往陷入虚无主义，看破红尘，离人事越远越好；还有许多人在这种处境下，往往囿于恩恩怨怨，愤世嫉俗，计计较较，耿耿于怀，或终日叫骂不平，或卧薪尝胆，以待它日报一箭之仇。贾拓夫与这些人都不同。他也曾想不开，也曾痛苦，但他很快就能把握住自己，很快又振作起来。工作环境可以变化，工作态度依然积极如故。个人的升降、进退，甚至个人的荣辱、恩怨，虽不是完全置之度外，却总可以看得很轻，处之泰然。他从不消极人生，从不悲观失望。他相信历史，相信自己舍弃一切而献身的事业；相信“历史总要发生一些令人遗憾的错误，但真理毕竟要胜利”；相信自己的本质、人品和所作所为，即使有错误缺点，也应该而且完全可能在不断的克服中进入更高的层次，绝对需要的就是不仅在顺境中，更要在逆境中去体现、去实践。这难道不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忘我吗？

    被陈云称作“一代楷模”、曾驰骋疆场、建立过卓著功勋的大将黄克诚，被错批错斗，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成员”而罢官后，写有“唯愿天公不作恶，五湖四海庆丰收”的诗句。他此时耿耿于心的并非自己的命运，而是比他更直接从物质上承受大跃进的苦果、吃喝穿戴都堪忧的广大人民。他所愿所望的是“天公”作美，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他们无时无刻不把自己同人民的事业紧连在一起。这就是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信念。

    贾拓夫也是从未动摇过这种信念。庐山会议后，他被批判贬官，虽然内心是痛苦的，但他还是能从另一个角度去看问题。一方面，相信历史会搞清楚，证明他们并不“反党”，忠心可鉴；另一方面，他想到事业终要前进。所以他写下“庐山识大义”的诗句。他要求到基层去，到群众生产斗争的火热生活中去实践。当他有了这种机会时，他能忘却过去，能“早已投身在火炉”，能“落户西山愿做工”，能“放下臭架子，甘当螺丝钉”，能“老马途能识，悬崖奋勇登”，能扎扎实实、勤勤恳恳地在下面工作，而且是诚心实意、情绪饱满、锐气不减，绝非矫揉造作、故弄姿态，也绝非是一种排解、一种失落的寄托。这难道不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无私吗？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而人的精神境界的高峰，就是像老一代共产党人那样的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