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成效的。他在发展地方工业上的基本思路，对地方发展工业很有启发，起码在他所到之处产生了好的效果，在尔后的工作中，也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这里面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仍然是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既要敢干，又要实际，既要促进地方工业生产能力和产值的尽快上去，又要从整体上统筹兼顾，合理结构。当然，这些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想法，不是他拍脑瓜子自己产生的，也不是一蹴而就，问题一提出他就思想火花迸发或有先见之明，而是他长期从事经济工作，长期调查研究，长期实践，从群众中，从实际中，从党的路线、方针中逐步形成的。在探索我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最初10年里，贾拓夫已经逐渐形成了他自己的特点。说他是保守派也好，稳健派也好，促退派也好，务实派也好，作为一个经济战线的领导干部，他毕竟有了他自己的一套思想、作风、倾向和风格。南宁会议后，全国大跃进的态势已经形成，毛泽东主席对反冒进的尖锐批评犹在耳际，而他仍然在按自己的独立见解行事。在经济发展的两种不同思想和指导方针逐渐明显地碰撞和摩擦中，他已鲜明地表现出自己的倾向。
他的这种风格，自然是出于他高度的责任心，他从来都把工作当作自己的全部生活；也与他肯于调查研究，注意实际分不开。据他的几个秘书讲，贾拓夫始终把调查研究当作一件必须做的事情，是领导部门工作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和重要环节，也看作是一种乐趣。1954—1956年，他曾先后到过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安徽、江西、福建、江苏、四川、云南、广西、上海等省市进行考察，做调查研究工作。1957年，他随陈云赴东北考察苏联援建的156项各大项目，足迹到了大连、沈阳、丹东、吉林、长春、齐齐哈尔等城市。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前，他平均每年有100天左右在外地调查。每到一处，日程都安排得相当紧张，要与当地领导和主管干部交谈，要召开若干座谈会直接听取基层的意见，还要去企业、车间、农村实地去看，问许多具体问题，非常细致。比如一项工程，概算多少？用多少人力、物力？具体流程如何安排？实际进展与计划设计情况怎样？预计进度和实现效果如何？在工厂，他往往要了解从进料、每一道工序、零部件，到产品以至产品销售渠道、质量和使用部门的反映、职工生活情况等一系列问题。他常常带两个本子，一个随时记录调查情况，一个把调查中想到的问题做些简单札记，以便回来后整理加工，或带着问题去学习。人们说他非常熟悉情况，心里有数，是经济工作战线很有经验，很有能力的干部。其实，他的由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经济工作从不熟悉到比较熟悉，正是他肯于下工夫向实践学习，向内行学习，向群众学习的结果。
他一方面勤于调查研究，另一方面肯于动脑筋钻研问题，往往能够由此及彼、瞻前顾后地思考问题，因而看问题比较深入，常能提出一些新鲜看法。这也是他具有独到见解的原因之一。比如，据国家统计局的前领导人讲，贾拓夫实际上是第一个讲人口问题的领导干部。1955—1956年期间，他不止一次地说过：“人多是有好的因素，但是人口增长太快，就应当控制。人总要吃饭、穿衣、住房子，人口与经济水平是有联系的，恐怕也有一个统筹兼顾的问题。”他这样提，可能主要是从观察事物的辩证方法出发，认为要看到事物的两面性，既看其正面，也要看到另一面，既看到当前，也要预计到长远，这是他一贯的看问题的方法。而当时提出人口问题，还没有把它当作一个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的严肃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只是看作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的一个内容来议论。后来，毛泽东正式批判了马寅初先生的人口观点，并与马尔萨斯人口论联系到一起，而人们当时也并没有认识到人口问题将会成为影响中国发展的最大问题之一，所以，谁也没有再认真对待它。但是，当人们后来明白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终于把控制人口，实行计划生育当作基本国策来推行时，已是亡羊补牢。就这件事情责怪任何人，现在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然而，在当初，如果有更多的人像贾拓夫那样来看待问题、议论问题，特别是如果辩证法大师毛泽东主席也能从事物的两面性来对待马寅初先生的意见，而且早一些把人口问题真正摆到议事日程上去，情况可能会大不一样。我们不是想谈论人口问题，也不想议论就此问题的功过是非，而只是想用这样一个事例，来介绍贾拓夫其人其思想的特点。也就是说，贾拓夫不仅非常务实，而且肯于思考，敢于提出问题，这对于领导者，特别是经济工作的领导者，是极为重要的。贾拓夫能在经济工作中提出许多独到的、有价值的意见，作出许多有益的重要贡献，是与他具有这样的思想作风分不开的。
当然，站在更高层次和更大全局上，或者就20世纪50年代，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究竟应当怎样看待这些观点和倾向？贾拓夫在经济工作中一系列的基本观点和做法，是否也有某些片面性？我们很难在此作出贴切的评断，这也不是我们所能明确的。我们不想，也无力在大的“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