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发行……，这样搞成一个活的循环局面。在从事这项特殊使命的过程中，贾拓夫在过去从事地下工作时，采取的灵活的社会化、群众化方式，广交朋友，与根据地外建立的许多关系，这下子派上了用场。
应当承认，在特殊时期，采用这种非常手段，不失为一种必要的补充措施，而且也确是非常有效的措施。我们不能按理想主义的道德观念去指责这种行为。列宁讲过：布尔什维克党人是革命的功利主义者。“善良的愿望，往往是通向地狱的道路”。战胜敌人，首先要战胜敌人给我们制造的困难，只有积极保存自己，并不断壮大自己，才能最终消灭敌人，取而代之。这就是革命的哲学。贾拓夫和财经战线的战友们正是这样，把坚定的革命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千方百计，为解决财经困难，保障物资供应，稳定后方，支援前线，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种成绩或贡献可能是上不了史书的，但却是不可缺少、不能磨灭的。这或许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无名英雄的贡献吧！
1944年6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21人来到延安，对艰苦抗战中的陕甘宁和晋绥根据地做了实地考察。
美联社记者冈瑟·斯坦因报道说：
“这里是延安，人口只有四万，其中一万二千是兵士、党政人员和学生；没有电，没有现代机器，除了四五辆旧卡车以外，没有摩托交通，实际上没有公路，没有可以航行的河流，没有飞机从外面运入物资。在它控制之下的巨大的地区和八千万人民，散处在敌人后方，夹在无数的敌人封锁线之间；唯一在战区之外的具有一百五十万人口的边区，则三面被重庆军队的严厉的封锁所包围，而第四面，也大部被黄河沿岸的日本军队所包围。
“那里是重庆，人口几达一百万，有电力厂、工厂、现代机械、千万辆卡车、摩托车，千万里公路和航路，千百架盟国飞机每天运来供应品，并且还有中国若干最肥沃的区域和一万万五千万人民作为它的巨大的连结一起的后方。”
“这一小小的延安，如何能作为半个中国的首都，抗日战争的另一个指导中心，新中国的模型来和重庆争胜呢？”
他写下几点初步的结论：
“第一，这里没有厌战情绪，只有开路先锋者的社会的坚持的战斗热情，……”
“第二，不依赖外来援助。他们喜欢得到外来援助，但不依靠它。在过去十七年中，大部分时间他们都生活、战斗在严密的封锁中，因此，依靠自己似乎已经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
“第三，不论年龄多大，这里的人看来特别年轻，而且充满了欢乐与信心。他们老是说，他们经历过比今天更大得多的困难，而且常常克服了困难；他们似乎是说，不管我们相信与否，将来是他们的。”
……
《纽约时报》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也报道说：
“边区的耕地比中国西北任何地方要发达，人民的衣食都比别处好，有一些工业在发展中，那些地方过去是没有工业的……人们谈论着同封锁作斗争，以同样的热情，谈论着对日作战以及将来的反攻。在所有中国人中，他们是唯一对战争不感到疲乏的。”
“现在边区的口号是‘耕二余一’，大部分都做到了。农民的仓库里平均都有一年以上的余粮，而政府和军队自己的粮食，余留得更多。”
路透社的莫里斯·武道则说：
“‘丰衣足食’的口号和生产运动的成功，随便你说到哪里去都明明白白看得出来。”
这就是外国人眼里的1944年时陕甘宁边区的情况。这里包含着中国共产党领导边区军民同封锁作斗争的艰辛和成功，当然也包含着贾拓夫和财经战线上所有战士们的努力和成绩。
就在贾拓夫带领财经战线和中央调查四局的同志们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而拼命工作的时候，1943年夏季，延安开始了“抢救运动”，康生主持搞起了“抢救失足者”，陕、甘、豫、川等省的地下党全被诬蔑为“红旗党”（假党）。贾拓夫曾在1936至1939年担任过陕西省委书记，因而也受到了冲击。他一方面与欧阳钦、汪锋、赵伯平等人不计个人安危，义正辞严地予以坚决批驳，坚持正确意见，力图保护陕西的党组织和党的干部，另一方面却又无力阻止整风运动中造成的冤假错案，他本人和欧阳钦一度也“靠边站”了。担任过甘肃工委书记和宁夏工委书记的孙作宾被关押到保安处，而调查四局因大部分是知识分子，也有许多同志被抓走，分别关在保安处和西北局机关的空窑洞里，有的人还受到刑讯逼供。时任延安县委宣传部长的黄流，被当作特务进行公审，高岗甚至在大会上宣布要枪毙黄流。后因毛主席看到大会报导清样，亲自批示“谁杀人，谁负责”，才保下命来。随后中央下达“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严禁逼供信”的9条方针，才拨乱了反正。黄流从牢里出来，贾拓夫和胡乔木（时任毛主席秘书）还专程去看望了他。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许多同志获得平反。贾拓夫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