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和资金。边区的经济本来就落后，解决吃穿问题虽可以全民动手，但仍需要时间。况且，自己的生产并不能解决全部需要，尤其是当贾拓夫看到周恩来、朱德和几乎所有的革命领袖都带头从事生产活动，看到边区军民缺吃少穿，忍饥受冻，但又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充满战胜困难的豪情壮志时，他一方面倍受鼓舞，另一方面，内心却陷入了痛苦和沉思。他是搞财经的，解决财经困难，本来是他和他的同志们的责任，怎么能让领袖们和其他战线的战友兄弟们分心，而为吃穿用操心、操劳呢？他决心团结财经战线的同志们，千方百计想办法，拼命也要扭转这局面。
他认真学习和体会中央的精神，认识到陕甘宁边区、晋绥两根据地统一财政领导，正是要把“取之于民”、“取之于己”与“取之于友”结合起来。战争开始由内线转为外线作战，财经的来源，也可随之把“取之于敌”结合进来。这样，“四个取之”，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来源也就多起来了。他认为，保障供给，就必须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不只是发展生产；自力更生是基点，然而，自力更生不仅包括气力，更要用脑力，要学会并善于运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和办法。1945年秋冬，西北财经办事处召开各部门紧急会议，贾拓夫在会上强调要结合当前实际情况，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提出5项具体措施：一、为进一步实现边区军民所需棉花、布匹自给，必须扩大棉花种植面积，推广优良品种，提高产量，从边区年产人均3斤左右提高到4斤；二、财政上要继续实行“长期打算，积蓄物资”的方针，消灭赤字，争取实现更多的财政结余；三、更好地运用税收工具，保护边区的国民经济，禁止奢侈品及迷信品入境，提高高档消费品的税率，降低食盐及其他土产品出境税率；四、在贸易工作上，要提高土产品价格，并以物物交换进行核算，争取出入平衡，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五、在金融工作中，首先弄清边币和国民党发行的法币同流的程度，生产交换的情况，发行数量与物价的比例这三个基本先决条件，克服货币发行的随意性，严格控制货币的发行量。
1946年1月，他在边区机关干部生产动员大会上作报告，号召发展生产，减轻民负，把边区建设得更富庶繁荣。部队的生产要实现4个月以上的粮食和全年伙食、办公及杂支费用的自给，一切机关单位都要精简人员，厉行节约，以减轻人民的负担。据自1946年起就在贾拓夫身边工作了8年的郑戈桓说，他到西北财经办事处报到时，整个机关包括贾拓夫在内才3个人，以后增加到5个人。贾拓夫通过积极的组织工作，把两区的经济联系起来，想方设法支援、发展边区的生产，并努力以根据地为依托，把根据地内外结合起来。经过不到1年的时间，局面开始发生了变化。各根据地党政军民通过共同努力，以及对陕甘宁边区的无私支援，使得边区根据地在最困难的情况下，终于挺过来了。
由于经济的全面紧张，使得财政、金融、贸易等方面都举步维艰，相互之间也不时发生矛盾，容易抵消力量，互相掣肘。陈云曾针对这个问题指出：边区的“金融、贸易为了财政，但有时财政要服从金融、贸易”。贾拓夫经过反复的思考学习，很快悟出陈云关于这三者关系指示的精要。按照这一思想，他着力组织财经战线，想方设法扩大边区土特产的“出口”，以换回边区急需的物品，以民生必需品回笼边币。与此同时，以有目标、有节制地发行边币，支持生产和财政。各方面互相配合，循环流动，循序渐进，不断扩大，终于使财经各环节活动开来，又互相促进。在边区军民努力生产的推动下，不长的时间内，基本保证了边区党政军民的物资需要，使边币和物价得到稳定，财政收支取得了平衡，帮助根据地度过了难关，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迎接解放战争，奠定了一定的后方物质基础。这一段时间内，拓夫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常常通宵达旦地开会、部署，常常奔波于西北财办和贺龙老总、彭德怀老总之间，常常奔波于陕甘宁和晋绥两个根据地之间，其紧张程度绝不亚于炮火连天的战场。周围的同志简直不知道他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似乎他从不需要休息，就可以用比常人更充沛的精力去工作。贺龙将军怕他累垮了，特意送他一件牛皮大衣。
边区当时处于如此困难的地步，要以土特产品去与国统区、敌占区开展贸易，谈何容易。不说交通、运输和贸易渠道的困难，单是货源，在穷乡僻壤的边区，能有多少东西拿得出去进行交易呢？那时，贾拓夫和极少数人常常神秘地在从事一项机密活动，直到“文革”后，个别知情同志才有保留地透露了一点情况。情况是这样的：他们把从土豪劣绅和旧军阀手中没收的，以及从各种其他渠道收集到的金银珠宝等，再加上边区能够出产的盐巴等土产品，当时称为黄货、黑货、白货，通过秘密渠道，运送到敌占区和国统区，以此换取大量钱币，再利用不同的渠道，购买边区急需的医药、布匹、日用品等，甚至与国民党军队的官长换取枪支弹药。再用这些物品来回笼边币，支持财政。有了一定的商品基础，又可适当地扩大边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