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当他风尘仆仆地从延安赶回省委所在地云阳镇后，就立即组织召开省的党代表会。5月22日至27日，他主持召开了陕西省党代表大会，请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杨尚昆等领导同志出席大会，并作指示。他在会上重点传达了中央的精神，指出：“目前，为了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奋斗目标，我们必须采取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工作路线、方针和方法。从阶级反阶级的政策，转变到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从与国民党对立，转变到与国民党合作，同时，保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并取得领导权。”他还反复向大家说明：外敌入侵，国家民族危亡之际，中华民族和人民大众的最迫切要求是打败侵略者，不做亡国奴。此时，我们与日本军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方面，而与国内剥削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则下降为非主要方面。党如不能顺应形势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策略，则会脱离人民群众，从而损害党的事业。与国民党合作抗日，并不是要放弃党的根本革命目标，这就是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地位，并争取领导权的意义之所在。
从1937年6月份开始，贾拓夫以“关锋”的名义，在陕西党的刊物《西北》周刊上连续发表《关于目前陕西党的任务与工作》（五月节工作总结）、《关于目前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一些问题》等一系列文章，具体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由于以贾拓夫为首的陕西省委坚决、认真地贯彻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深入动员党员和革命群众，使得陕西党组织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卓有成效地推动了这一地区抗日斗争，壮大了革命力量。
在组织大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组织不够严密、组织纪律松懈、异己分子及奸细混入、骨干分子公开活动多、政治面目过红（暴露）等方面的问题，省委及时提出了“发展中巩固，巩固中发展”、“巩固与发展并重”的方针，并从1938年中转入巩固阶段。在国民党提出“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方针后，基本上停止发展，而集中力量进一步巩固党的组织。
由于陕西省委抗日救亡运动声势浩大，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国民党省党部于1938年2月命令取消民先队、青救会、新文学促进会等13个救亡团体，5月又限期解散，6月1日搜查并逮捕了蔺克义等救亡团体负责人，形势开始恶化。贾拓夫于6月2日报告中央，说明省委大部分领导人拟从西安撤回云阳镇机关，西安只留下一个代表团，除西安外其他各地工作集中到云阳解决。同时要求中央给省委配备一部电台（过去省委与中央的电讯联系均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经中央同意后，贾拓夫等人即返回省委机关，中央也配发了电台，从此省委即可直接与中央保持联系。
就在陕西省委领导人撤回云阳不久，中共陕西商洛工委书记王伯栋和八路军高级参议宣侠父相继被敌人暗杀。1938年8月，省委在云阳召开会议，贾拓夫在报告中特别强调发展党的同时，要巩固党，为巩固组织，必须强调秘密工作与反奸斗争，这是他主持陕西省委工作以来一直强调过的。这次会议还进而决定实行工作范围的转变：从先进的狭小的范围转向广泛的包括落后层的范围；从城市、上层转向农村，转向下层；从政治活动方式转向群众化的方式。这些转变为后来进一步加强隐蔽斗争打下了基础，为1940年转入“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做了准备。
在发展、巩固组织的同时，省委下大力量向社会各界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主的各项主张。为便于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经中央同意，在西安争取陕西省委名义公开。当时，蒋介石不承认省委，只承认中共中央，承认“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亲自作斗争和工作，说服蒋介石承认了省委。1937年4—5月间，省委决定由徐炳如作省委的公开代表，省委机关不设在西安，而设在西安附近的云阳镇，和叶剑英等领导的八路军办事处在一起，以八路军办事处教育部的名义工作。徐炳如担任省委周刊《西北》的发刊人，与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西北行营长官联络、周旋。有了这样合法的身份，宣传群众就方便多了。当时，其他省委领导的身份均不公开。
省委刊物《西北》的发行，在宣传党的主张、方针、政策，动员民众的抗日斗争，发动群众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贾拓夫以省委负责人“关锋”为笔名，在此刊物上发表过许多文章。此外，省委还组织发行过由谢华主编的群众性周刊《救亡》，贾拓夫以“红光”等名义，也在上面发表过不少文章。同时还办过不少报纸，虽然时间不长，但影响却是很大的。人们从中了解到抗日的形势，了解了共产党的主张，增强了民族意识，相信并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支持、参加全民族的抗战。
为了最大限度地动员各界群众参加抗日，省委组织并领导了一系列的群众抗日团体，如各界（包括上层）人士参加的“西北救国联合会”、“学生救国联合会”、“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和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等等。这些组织既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体现，也是党领导群众推动抗战的重要力量。特别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