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藏民居住的地区。
瓦布梁子产有大麦、小麦、养麦、洋芋（土豆）、萝卜、猪、牛、羊和盐，是黑水、芦花一带较富庶的地区。但当时藏民都逃匿于深山老林之中，村村十室九空。贾拓夫和红军战士们严守纪律，尊重藏俗，昼不人户，夜宿帐蓬。后找到一位通司（翻译）名叫“七十三”，他目睹红军秋毫无犯，和蔼可亲，加之红军向他做了许多宣传，终于通过他动员了一部分藏民回村。
为了密切军民关系，争取藏民支持，完成筹粮任务，贾拓夫带领战士大力开展宣传争取工作。他们贴出保护藏民的布告；在藏民的田里插上保护牌，责令一切部队不得任意侵犯；向回家的藏民发了“保护证”，使其安心生活；到各村召集藏民开会，通过通司宣传红军的主张和政策……采取这一系列措施后，很快打消了藏民的疑虑，使藏民和红军成了一家人，藏匿的百姓大都回来了。他们送东西给红军吃，腾房子给红军住，还帮助红军缝衣补鞋。问长问短，无拘无束。
局面迅速打开，贾拓夫因势利导，广泛宣传，号召藏民联合起来反对汉官和军阀的压迫，帮助他们成立自己的人民革命政府。贾拓夫亲自组织藏民大会，各乡都成立了人民政府，选举了自己的主席和代表。紧接着，召开了六个乡人民政府的代表会，成立了瓦布梁子区藏民革命政府，组织建立自己的武装。于是，瓦布梁子变成了另一个天地，到处飘扬着自由解放的红旗。
人民政府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便是为红军筹粮、煮盐。贾拓夫因地制宜，把过去“打富济贫”的口号改为“借富济贫”。同时，发动群众去割“恶霸”的青稞，一半归红军，一半归群众。军民共同努力，仅半个月就完成了筹粮备盐的任务。当数百红军战士担粮运往芦花城时，上百藏民也组织了运粮队。他们自带糌粑，不计报酬，全家出动，其情其景十分感人。贾拓夫离开瓦布梁子前，又把剩下的几千斤粮食分给了穷人。藏民们依依不舍，把酒相送。红军的筹粮任务顺利完成了，同时，红军的美名也永久地留在了这一地区的藏民心中。
1962年，拓夫因鼻病住协和医院治疗期间，与长征时也搞过筹粮的杨至诚将军见了面。杨将军感慨地说：“拓夫真有办法，我们在一些地方筹粮时，人家不理我们，搞不到多少粮。可拓夫一下子就搞到那么多，人家还高高兴兴送了来，你看怪不怪。”拓夫筹粮成功，得到广泛好评。当时在红军总政治部有一首流传的打油诗这样赞誉他：
拓夫不假（贾的谐音），善骑战马；深入藏区，办法真大。
“借富济贫”，大得民心；建立政权，藏民紧跟。
每个红军，分盐二斤；吃上糌粑，粮袋有粉。
带上盐巴，浑身有劲；瓦布梁子，拓夫更新。
筹粮任务，超额完成；为过草地，添了把劲。
学习拓夫，为民真心；全心全意，共产精神。
红军走出草地，闯过了最艰险的时期，然而又遇到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困难处境。1935年9月12日，党中央在四川俄界（今甘肃境内）召开了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决定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决裂，红军继续北上抗日，以游击战打通国际路线，在接近苏联的地区创造一个新的根据地。俄界会议还将现有部队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彭德怀任司令员。接着，指挥部队闯过天险腊子口，于9月17日进抵甘南岷县哈达铺，队伍宿营休整。
俄界会议确定了方向，然而，具体路线和归宿地尚待研究，一时众说纷纭。9月23日，聂荣臻得到一张7月份的《晋阳日报》，上面有一则消息写道：“陕北刘志丹赤匪部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军五万多人。他们飘忽不定，行去无踪，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之可能……”聂荣臻立即将此报专送司令部。叶剑英见到报纸，赶忙找到白军工作部部长贾拓夫，对他说：“拓夫，你看看这篇报道。刘志丹（曾是黄浦军校学员）在陕北搞革命，他们的根据地还不小，力量也可观……我们到他那里去，你看怎么样？”拓夫高兴地说：“我们陕北是个闹革命的好地方，群众生活很苦，迫切要求革命，加上穷乡僻壤，可以和反革命势力周旋。”当天，叶剑英把报纸拿给彭德怀看，彭德怀看完后，顾不上商量，拿起报纸就去找毛泽东。回来时，彭德怀兴奋地对叶剑英讲：“老毛和中央其他同志已初步决定，到陕北去靠刘志丹。”
毛泽东得知情况后找来贾拓夫，询问陕北详情，贾拓夫将1933年7月陕西省委被破坏以前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的活动及陕西革命斗争的情况，向他做了详细汇报，建议中央到陕北立足扎根。毛泽东认真地听过汇报后，异常兴奋地说：“别说有几万红军，能有一万也就好了。”并向身边的谢觉哉说：“看来刘志丹在陕北至少开辟了一块根据地，到了陕北再说吧！”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几位中央政治局负责同志研究后，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说：“我们要抗日，首先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那里有我们的根据地……到陕北只有700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