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节，国民党城固县政府公布田赋4倍加征，又组织民团向百姓摊派买枪费，引起群众愤怒。贾拓夫策划指导中共城固县委和党团组织起来反抗，学生罢课，几千农民向县政府交农具罢耕，抗粮、抗税、抗摊派。国民党怕事态闹大，就撤销了傅秉三的城固县民团团总职务。斗争取得胜利，群众中留下了顺口溜：“瓦碴庙插红旗造反，城固县红了半边天。吓得反动派心惊胆颤，委员们再不敢下乡催款！”
一系列的斗争和胜利，大大鼓舞了群众。党组织乘势巩固发展，为以后的长期革命和武装斗争打下了基础。那时，城固县成了汉中地区的革命中心。当时在汉中一带斗争过的老同志，每当回忆起那一段催人振奋的岁月和与贾拓夫共同战斗的历程时，无不感慨系之，都认为他年轻有为，锋利，坚定不移。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元老、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跑到西安，贩卖反共媚日的“戴季陶主义”。1932年，党把贾拓夫从汉中调回西安，参加领导反对戴季陶的斗争。4月下旬，省委领导的学生、知识分子和进步群众，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包围了戴季陶，烧毁了他的汽车，公开喊出“拥护唯一反日反帝的苏维埃红军”、“打倒卖国的国民党”的口号，与国民党军警展开了英勇搏斗。其声势之壮、斗争之烈，都达到了空前程度，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群众反帝爱国和反对国民党的斗争热情。这场斗争虽然遭到镇压，付出了鲜血，但各地学生、群众坚持罢课声援长达数月之久，迫使戴季陶狼狈而逃，反动当局不得不释放被捕的学生，反帝抗日更加深入人心。贾拓夫是这场斗争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这一系列的斗争，为以后西北的抗日高潮，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此后，贾拓夫即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秘书长，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成为当时陕西省委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在地下油印刊物《斗争》上发表过许多文风犀利的文章。负责联络和发行的同志去西安东仓门秘密联络点时，总见他伏案疾书，常常是夜以继日，通宵达旦。
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大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烽烟遍地，如火如荼，一支支工农红军组织起来，一片片红色革命根据地建立起来。陕西的共产党组织在中央领导下，同样举起了武装斗争的旗帜，彼伏此起，壮怀激烈。省委除继续组织地下党和群众反抗国民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外，鼎力抓军运，搞武装，打游击，分土地，派遣大批党员分赴杨虎城部及其他国民党军队，发展党团，建立“军支”（国民党军队中地下党支部），组织起义，拉起工农武装，开辟革命根据地。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屡挫屡战，愈战愈壮，声震陕甘。省委决定成立的渭北工农红军游击支队，由30多人发展到5个支队，以三原县为中心，建立了渭北根据地。习仲勋、王世泰领导的华池兵变，也在这时拉起队伍。汪锋作为省委军事部长，搞枪支，送经费，往返于游击队、根据地与省委之间。贾拓夫还代表省委到渭北指导工作，搞游击战；在三原武字区成立了渭北革命委员会，并组织了分配土地的斗争。他在三原县主持了一个时期党的工作，开辟并不断巩固渭北革命根据地，领导了根据地的斗争。
为进一步发动土地革命和扩大武装斗争，1932年冬，省委决定把陕甘工农红军扩编为红二十六军，省委书记杜衡任政委。省委派了许多干部去加强红军，高岗、张秀山、杨声（刘映盛）等都是在那时由贾拓夫介绍到红二十六军当骨干的。同时，省委也向渭北革命根据地输送了不少优秀干部。这一时期，贾拓夫还参与和组织了嵩店、蒲城等兵变活动，及陕南发动武装斗争，建立红二十九军等。
斗争是残酷、曲折的。1933年5月，杜衡错误地估计形势，大搞所谓“冲锋月”活动，不顾省委多数人和刘志丹的正确意见，提出反对“梢山主义”，强令红二十六军主力二团南下渭河，创渭南游击区。结果在终南山归于失败，部队损失惨重。为了挽回损失，省委根据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的意见，决定把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团。6月间，省委又策动了杨虎城的十七路军驻耀县骑兵团团长王泰吉起义，成立了西北抗日义勇军，再次扩大队伍，重振革命士气。
这一时期，贾拓夫多次遇险。1931年冬，他化名江子质，在陕西蒲城以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做地下党的负责人，开展工作。由于叛徒出卖，组织遭破坏，许多党员被捕。在敌人到学校搜捕时，他翻墙逃出，藏在地下党员李忠信父亲开的棉花铺里。敌人封锁城门，挨户搜查，扬言“不抓到西安派来的姓江的共产党大头子，决不罢休。”他只好躲在屋顶上。数天后，他剃光头发，扮作下乡收棉花的伙计，推上“地老鼠”车，才安全脱险。
1933年7月28日，陕西省委在西安骡马市福盛楼饭馆以吃饭为掩护，开会讨论对西北抗日义勇军的工作部署和杜衡的错误，被叛徒程建文认出，遂带领特务来抓人。开完会，省委书记袁岳栋、杜衡刚一出门便遭逮捕。正在算账的贾拓夫发现险情，随即机智地从后门跑掉。高岗也推开人群，绕道跑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