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黑浪。省委指示，将陕北特委机关移至榆林城内。贾拓夫跟随特委转移。4至5月间，陕北特委在榆林红石峡召开扩大会议，会上撤换了有右倾错误和作风恶劣的代理书记杨国栋，批判了他单纯交结白军军官的“军事工作”观点，确定搞武装斗争的三种形式，即白色的（争取白军）、灰色的（作土匪工作）和红色的（建立工农武装）。决定刘志丹担任特委书记。贾拓夫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他第一次与刘志丹接触。嗣后，他们广泛组织反帝大同盟，在各中小学开展青年工作，派党员到国民党军队中建立党团组织，积极从事兵运。还在学校、军队和乡村中建立互济会、读书会、铁血团等各种群众组织，扩大革命影响，准备武装斗争。
1930年3月，贾拓夫再次回到神木。他的家成了一个秘密活动点。这逐渐引起了当局的注意，贾拓夫也警觉起来。4月，省委宣布调贾拓夫到省团委工作，他立即做南下的安排。6月的一天清晨，他在神木外出活动时，买了一担黄瓜，为谨慎起见，他让菜主刘贵考先送回家，顺便打探一下风声。老刘刚进院子，就见一群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警正在那里搜捕贾拓夫。他急中生智，把菜倒在地上，扭头便跑，赶回来把实情告诉了贾拓夫。贾拓夫镇定不慌，绕道城东，躲入火神庙。晚上，又叫刘贵考以要钱为名，回去机智地取出了藏在家中的秘密文件，然后经过化装，携文件，经绥德，奔赴西安。
7月间，在西安古城，贾拓夫进入了一个新环境。年近18岁的他，担任了团陕西省委委员、组织部长并兼西安市团委书记。他年纪虽小，却已颇多经历，很有经验。在反动统治更加严密，白色恐怖更加浓烈的大城市里，他不畏强暴，不辞辛劳，机警锐敏，沉稳老练。有了省委的直接领导和群众的掩护，他很快恢复了被敌人破坏的地下团组织，党团活动重又开展起来。
1930年，正值党的立三路线时期。当时认为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要发动武装起义，组织总同盟罢工，争取革命首先在一省或数省取得胜利，建立苏维埃政权。在陕西，利用国民党过“双十节”机会，组织西安和其他城镇大搞游行示威，飞行集会，散发传单。在活动中，因叛徒告密，贾拓夫二次被捕，被当作政治要犯，铁镣铐身，投入死牢。同年11月，蒋、冯、阎大战，杨虎城率兵入陕，原陕西驻军宋哲元、刘郁芬部败退入晋。军阀互相格斗，监狱秩序混乱。贾拓夫和其他同志，乘机组织越狱，逃出虎口。
此后，党派贾拓夫到陕南汉中一带开辟工作。他化名贾绍庭，以省委特派员身份，只身来到城固县。在城固中学以国文教员为掩护，机警而又迅速地创造出新局面。他果断地清除了党内的动摇变节分子；把蜕化和依附官府的地下党支部书记、校长梁子炽开除出党；整顿和恢复了汉中地区的党组织，改组了陕南特委，并担任中共陕南特委书记。其时，当地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资本主义早期的经济关系，中国无产阶级只有等待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贾拓夫敏锐地指出：这种论调，就是要取消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明显地反对现阶段的武装斗争和民众运动，对革命危害甚大。他组织学生赶走了宣传这种观点的教语文的刘老师，烧掉“托派”读物，还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纠正了革命骨干和群众中的混乱思想。他指出：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已经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要求陕南党、团组织把党的工作重点从学生、教员逐渐转向农村，转向工农兵，党、团员一定要走向工厂、作坊、兵营，经常深入到各县，在农村中发展组织，领导农民抗捐抗税，掀起大规模的围城“交农”运动，成立灾民自救队。还以城固为中心，联合各县组织抗日救亡联合会，亲自组织了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废基”运动（针对基督教和外国传教士的欺诈）。1931年10月间，城内三所中小学约四五百人，举行反帝游行，在当地引起轰动。队伍行进到一个有天主教堂和教徒集中的地方，民团武装荷枪实弹进行阻拦，并在教堂楼顶布置武装，准备开枪。此时，有人主张撤回，有人主张冲过去，正在争论之时，传来党内指示：让学生派代表与民团交涉，说明只做宣传，别无他意。但，民团坚持不让进入，说是怕与教民发生冲突，酿成事故。最后学生代表又让了一步，表示队伍只经过这里，到西边一个大村镇宣传，双方达成协议，和平解决。队伍到了西边大村镇做了半日宣传活动，这样既达到了宣传目的，又避免了一场流血冲突。原来正是贾拓夫混在围观人群中亲自指挥了整场行动。与此同时，特委还派骨干深入国民党军队，准备发动兵变，开展武装斗争。
1932年初，在组织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活动中，学生们发现国民党县党部主任抽大烟的烟具。贾拓夫立即抓住这一机会，揭露国民党政府表面禁烟，实则加税敛财、敲诈勒索的嘴脸，发动群众，捣毁了县党部，把这个国民党党棍拉出来游街。又召开了上千人的斗争大会，公布县党部8大罪状，要求县政府依法惩处罪犯，还以全县民众名义通电全省。轰轰烈烈的一场民众斗争，终获胜利。
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