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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长生都吓坏了，我们坐在地上，张开嘴巴，却一句话也喊不出来。高大的黑影很高兴，他一摇晃，纷乱的头发就披散在了脑后，月光下的那张惨白的脸显得更为恐怖，他离开了白杨树，一步一步地走近我们。近处，白杨树叶子哗啦啦地响着，而远处，则是鬼过河的尖厉的啸声。
我们都极为后悔，后悔刚才离开了人字形瓜庵。
突然，我们看到从瓜地的方向跑来了高老伯，高老伯大声吆喝着：“你个挨的，在这里弄啥哩，还不回去！”
高大的黑影停住了脚步，他望着月光下满脸怒色的高老伯，像被蝎子突然蜇了一下一样，惊恐地转身逃走，留下一路磕磕绊绊的尖叫声。
高老伯跑到我们跟前，气喘吁吁地赔礼道歉：“是我儿子。那贼在瓜庵外一照面，我就知道没好事，真是的，回去我教训他。”
我们狼狈万分地从地上爬起来，拍打拍打身上的尘土，我好奇地问：“他咋啦？”
高老伯神色凄然地说：“前年，娃给人挖煤哩，有一天夜晚过河，遇到鬼了，就把娃吓成这样了。”
我问：“这世界上真的有鬼？”
高老伯认真地说：“当然有的。”
我问：“把人吓成这了，你们当初没有去医院看看？”
高老伯说：“没钱，听说这病要花好几万呢。我找了一个煤老板，看人家能不能发点善心，结果人家不但不给钱，还抢白了一顿。”
我想，我们那里的煤老板基本上都为富不仁，宁肯在赌桌上一掷千金，也不会拿点钱做好事。
无意中问了一句高老伯：“哪个煤老板？”
高老伯说：“黑娃。”
“哪个黑娃？”
“就是抬着两麻袋零钱给人付饭钱的黑娃。”
“这事你也知道？”
“全县没有人不知道。”
我向高老伯打包票说：“这事包在我身上，我向黑娃要点费，给娃做点赔偿。”
高老伯好奇地看着我：“你能要下？”
我信心爆棚地说：“只要我开口，他多少总要给些。”
高老伯感动地说：“啊呀呀，那就不知道该说啥好了……”
“啥都不说了，我应该给你办这事。”我当时觉得十拿九稳，我觉得自己就好像已经办成了这事一样。
我和长生向村庄走去，走出了几十米，高老伯突然又赶上来了，他喘着粗气问我：“娃娃，你还没有对上象吧？”还没有对上象，就是还没有找到对象。
我点点头。
高老伯说：“我有一个侄女，人长得像画上的娃娃一样，觉得和你蛮般配的。你看咋样？就是吃农业粮，害怕你们吃商品粮的看不上。”画上的娃娃，就是年历上的电影明星。
我笑着说：“我先把事给您办成了再说。”
高老伯说：“我的事另论。我这侄女可真的好，就是吃农业粮，看你弹嫌不弹嫌？”
那时候的人们分成了两个对立的阶层，一个是吃农业粮的，一个是吃商品粮的，两个阶层之间几乎水火不容，互不通婚。吃商品粮的国家供养，旱涝保收，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和逐年上涨的工资；吃农业粮的生活艰辛，不但领不到老公家的工资，还要无偿向老公家上缴一部分劳动成果，剩下的常常使自己食不果腹。这种恶劣的极不公平的社会制度解放后沿袭了几十年，直到近几年温总理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后，才有些变通。
那天晚上，我和长生睡在于老伯家。于老伯家的儿子儿媳去了南方，三年都没有回家，他们每隔几个月，才给家里打个电话。和几乎所有农村的青年一样，他们逃离了土地，因为土地只能带来繁重的劳作，却不能带来财富，他们怀揣着改变命运的发财梦想来到了城市，却发现自己同样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有些人打工几年，连一张回家的车票也买不起。
回到黑娃的煤矿后，我开始打听黑娃的发财之道，我始终想不明白，一个食不果腹的乞丐，在短短的时间里，怎么会成为亿万富翁，这是中国式的神话故事。因为在那么短的时间里，一批人的财富迅速积累，又迅速暴富，放眼古今中外，这绝对是空前绝后的。
像现在的长生一样，黑娃当初也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干上了挖煤的营生。不同的是，长生挖煤，是为了支付大学生妹妹高昂的学费，支付母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医药费；而黑娃挖煤，只是为了能够顿顿吃上大肉片。
在暗无天日的矿井里，长期高强度的劳作，让骨瘦如柴的黑娃变得皮粗肉厚，结实耐磨。黑娃挖煤的第三个年头，有一次在矿区转悠，遇到了几个学生流氓在欺负一个少年，少年看到头发里落着一层煤灰的黑娃说：“你给我把他们打跑。”黑娃不想管闲事，可是那几个穿着喇叭裤的学生流氓纠缠上了黑娃，他们仗着人多势众，把黑娃当成了活靶子，你一拳我一脚，嘻嘻哈哈地锻炼身体。被激怒了的黑娃怒吼一声，抡起每天摸八小时镐把的拳头，砸向他们摸钢笔圆珠笔的手掌，将这些华而不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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