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顺大叔说，没错，就这个理。
有人叹口气：“秋白同志的复信很明确啊，不是镰刀斧头，还是青天白日。”
毛泽东请福顺同志连夜搭车上武汉走一趟，他说，你马上走，连夜去武汉，把这面旗带上，去见瞿秋白同志。你送给他这面旗。你告诉他，这是你亲手从湘潭带来的国民党湘潭县党部的旗。汪精卫叛变革命当天，这面旗就被农民扯了下来，上面至少有十八个鞋印子。依你的说法，还有一泡童子尿。你把我毛泽东的这个问题带给瞿秋白同志：我号召农民揭竿而起，竿子上又要绑这面有十八个农民鞋印子和一泡童子尿的旗帜，能行吗？
那当然不行，福顺大叔说，这是面什么旗啊，青天不青，白日不白！
毛泽东叹息一声，说：“这面旗帜，我在武汉还不觉得，一回长沙，看见唐生智的国民党省党部是那样不得人心，看见工人和农民朝这面旗帜吐口水，我就断定，我们再不能依靠国民党的旗帜号召群众了。福顺同志，你今天从湘潭县带来的这面旗帜，更加坚定了我的判断。好吧，请你马上就动身，辛苦一趟。”
瞿秋白在第二天就看到了这面带着尿臭味的旗帜。他在中央秘书处的办公室里。围绕着这面摊在桌子上的旗帜慢慢踱了一圈。闻着这面旗帜的气味，他不能不认为毛泽东的意见有可取之处。南昌起义是打的国民党旗号，应该说也没错。现在起义部队为避强敌，在主动撤出南昌以后，正南下广东，他们后有张发奎尾追，前有盘踞两广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总指挥李济琛堵截，正在运动中争取保全和壮大。至于新发动的暴动，其名义，其号召力的强弱真须格外斟酌。
他又想到毛泽东三年前在珠江里的那次游泳。毛泽东这个人会扎猛子。他一扎下去就知江水深浅了。而自己擅长的，却只是在江边吟诗。诗歌讲究平仄，不测深浅。
这时候他听见有人在说： “秋白同志，哪有十八个鞋印子，我数过了，顶多十二个！”
瞿秋白踱到窗子前，在一抹阳光底下站定了，他说：“十八个也好，十二个也好，全是毛泽东的鞋印子！”
办公室里所有的人都愣了一下，惟有在屋角捆扎文件的邓小平无声地笑起来，他听懂了瞿秋白的意思。
瞿秋白说：“毛泽东在湖南走了很多地方，满湖南都是他的鞋印子，他的结论都是调查研究之后得来的，这种结论，应该是值得所有的同志尊重的。”
瞿秋白转身下楼。他决定马上给湖南复信同意换旗。是共产党就大声说共产党的话，真话就是号召力。走在楼梯上的瞿秋白对湖南秋收起义的成功，一瞬间充满了信心。
夕阳如一只独眼，醉醉地注视着炎热的长江。江面宽阔而平静。泳于江面者，大多是一些摇摇晃晃的铁壳船和小舢板。
英国江轮“公和”号背着夕阳，离了武汉，顺流东下。
三等客舱里的箱笼中间，蜷坐着几个默默无语的穿西装的旅客。其中一个中年人看上去是病人，额头缠布，肩上披一条褐色的粗夏布大围巾，原来就显得灰暗的脸色就显得更加灰暗。
一路上，秘书黄文容和中央出版局长汪原放都没有与“病人”陈独秀多搭讪。船上不是谈话的地方，前甲板舷栏处贴着一张硕大的英文布千，写的是若遇国民政府在船上逮人，本船概不负责云云。陈独秀除布千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特别不想说话。
陈独秀不想说话的主要原因还是心情的惆怅。不是心情不好，他也不会决定东走上海。他这一趟赴沪，还是想住到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那里去。汪孟邹通过侄子汪原放带话，也欢迎他去。武汉对于陈独秀，已无眷恋之处。八七中央紧急会议之后，瞿秋白与李维汉悄悄来到前花楼“宏源纸行”楼上来看望了他。他于是知道了南昌暴动之后的一些情况，也知道由于八七会议已经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关，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三人已为政治局常委，他自己的总书记一职已也就式不复存在了。他当时很想问一问瞿秋白，你们这个八七会议只有二十来人参加，只二十来双手怎么就能把我扶下总书记职位了呢？三个月之前的中共五大不是选出了三十一个中央委员和十四个中央候补委员的么？那加起来就有四十多个人呢。他当时只嘴唇动了动，并未吭声。他始终没有说出一句很大声的话，只喷着很长的烟，以至于在楼下望风的黄秘书一点也没听到楼上有什么动静。陈独秀这二十年中打碎过许多茶杯或者茶杯盖，但那个无风的晚上十分平静。
他现在坐在三等舱里也十分平静。顺流而下的江轮所发出的轮机声并不大，两岸隐约可见的树木与小房子移动得很滑润。但他知道现在的每一天，中国的日子都过得很不平静。撕破脸皮的蒋 介石与汪精卫的刺刀每天都在滴着中国共产党党员和革命群众的极为新鲜的血，而愤怒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正在全国各地掀起着大大小小的暴动，他们正在亮出洋枪土枪以及梭标大刀来对抗全副武装的国民党新军阀。
他突然想到了毛泽东。毛泽东现在会在会么地方说着会么话呢？他说话一定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