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饿了，”儿子说，“回家。”
杨开慧抱住孩子，突然轻声问丈夫：“能不暴动吗，润之？”
“我们共产党，要是现在还不下决心建立自己的武装，小岸英日后大起来，就不会有幸福日子过。”
“这个理，你说过好几遍，我懂。”
“只是还有点怕？”
妻子没有回答。半晌，她说：“怕失去你。”
毛泽东细想一下，说：“开慧，只要我们组织得好，秋收暴动是能够成功的！我们全家五口人，我想，不会少了哪一个，你就称放心吧。岸英，你真饿了？爸爸也饿了，我们这就上驴车，好不好？”
武汉继续闷热。隐蔽在汉口的中共中央机关，准备分批撤往上海。周恩来已着手开始做这工作。邓小平所在的中央秘书处进入了有条不紊的忙碌。
主持着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在汉口深居简出，静着心注意着全国的局势。但是这几日他的心境却被搅乱了，关于秋收暴动的一些筹备问题叫他心烦意乱。问题又是湖南的毛泽东从湖南提过来的，毛泽东这人总是有新见解。瞿秋白一直觉得他与毛泽东彼此心通，但是有些问题提得突兀，他也难以决断。别看舵手不划桨，坐在船尾，舵手是最难做的。上台不久的瞿秋白对此已深有感觉。
他听着许多议论。这种议论接连两日来都在船舵周围嗡嗡回响。
“暴动打什么旗帜，不是毛润之一个人说了算的，党是有明确决议的！”“秋白同志，你现在已经处于中国共产党舵手的位置，我们都是支持你的，原则问题你不能让步。领导秋收起义不是办一期《湘江评论》，信口开河怎么行？不能由着他毛泽东的性子来！”“你是临危受命，秋白同志。现在全党对你期望很高，你一定要坚持真理。你的形象，不是你个人的形象，是党的形象！”
瞿秋白坐在半开的窗户前面，解开衬衫扣子。杨之华及时递来一把扇子，他说一声谢谢，然后就摇扇，摇得很慢。瞿秋白原来是想请毛泽东去上海的，中央机关要搬到上海租界去，瞿秋白想与毛泽东一起在上海共事。但是毛泽东说不愿住高楼大厦，愿意到农村去，愿上山结交绿林朋友。毛泽东脾性倔，但倔得合理，湖南没他也真不行，瞿秋白也便同意让他去筹备秋收暴动，头衔是中央特派员。谁知这个特派员在一头扎到湖南农村开了一系列的调查会后，马上就土地革命问题和暴动问题，提出了一系列与中央口径不统一的见解。比如，他主张不能光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中小地主的地也要没收，也就是整个地主阶级的地都要没收，否则，据他说，就不能满足农民要求。比如，组织秋收暴动的名义问题，毛泽东不同意中央提出的“打国民党招牌”的做法，他认为民众早已唾弃了这块牌子。
据说他出席了8月18日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的湖南省委会，他会上的发言慷慨激昂，这位中央特派员当时是这样说的：“这次秋收暴动，为什么非得要像南昌暴动一样，打国民党的旗子呢？农民对之是不满意的。工人对之也是不满意的，国民党这三个字已经没有号召力了，青天白日之旗，几乎已成为军阀之旗了！同志们，我坚决认为，我们应当高高地打出共产党的旗子！”
据说大家闻言雀跃，掌声一片。
有些意见，瞿秋白想，可以赞同毛泽东和新改组的湖南省委的，有些意见，中央也不能一味听信下面的，比如说旗帜问题。所以他在中央局的一次碰头会议上说：“就暴动旗子而言，我坚持，仍然要以国民党名义赞助农工的民主政权，也就是说，秋收暴动的义旗，仍然应是青天白日旗。”
一面肮脏破损的青天白日旗铺在桌面上。
毛泽东招呼：“来来，福顺同志，你数数，旗帜上有几个鞋印子。你先别张罗着泡茶。”
福顺大叔刚调到湖南省委跑联络不久，见毛泽东招呼他，不知何故，也便站到旗帜面前，弯下腰，认认真真数起来。旗帜皱巴巴的，有些鞋印子还真不好认。
“毛特派员，”他说，“旗上有十八个鞋印子。可能还不止，许多鞋印子是迭在一起的。还有一个，是小孩的脚丫子印，可能他还撒了一泡尿，一泡童子尿。”
见福顺大叔说得有趣，许多眼睛都凑过来一起看。
毛泽东卷着一份民国日报当扇子摇，一边摇一边说：“中国有句话，叫做摇旗呐喊。要呐喊必先摇旗，摇什么旗，至关重要。古人打仗，重旗而轻兵器。刘备出征，有刘字旗。关公上马，有关字旗。一个大字不识的张翼德，也有一杆张字旗。连宋江造反，杀下梁山来，也有一杆宋字旗。福顺同志是喜欢看京戏的，戏台上出个花脸将军，背脊上是不是都要插靠旗？”
“当然插靠旗啦，而且是插四面。”福顺大叔点点自己的后脖颈。
“这就说明旗帜的重要。旗帜就是军心，就是民心。如今共产党领导暴动，打什么旗？我们是工人的党，农民的党，我们打旗，就打镰刀斧头旗！我们把镰刀斧头高高举在旗帜上，全国的工人和农民就会把他们的镰刀斧头高高举在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