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一直在嚓嚓作响。
心情悲愤的宋庆龄知道陈友仁一定会在秘密会议上遭遇到被围攻的局面，她知道武汉的天已经很黑了。但是她不畏惧压力，她用打字机连夜写作了那篇震惊中外的《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以表明自己的严正立场。
“我认为，我现在必须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来说明，我们目前有必要作明确的解释。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
“孙中山曾明确地说明，他的三大政策是实行三民主义的惟一方法。但是现在有人说，政策必须按照时代的需要而改变。这种说法虽然有一部分道理，但是政策决不应该改变到如此地步，以至成为相反的政策，使革命政党丧失了革命性，变为虽然扯起革命旗帜而实际上却是拥护旧社会的机关！
“孙中山的政策是明明白白的，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工具而已。我对于革命并没有灰心，使我失望的，只是有些领导过革命的人已经走上了歧途！”
邓演达是两天之后从一份传单上听到孙夫人的悲愤之声的。那时候他正精疲力尽地接近郑州城。自出武汉城后，他日夜兼程，沿着京汉铁路直向北走，一走就是两百公里。他的化装角色的选择没有错，在广阔而炎热的江汉平原上，几乎没有人对这位孤独的忠心耿耿的查线工人发生怀疑。追逐着他的，只是一群顽固的蚊子。
当邓演达拖着两条近乎麻木的腿走近郑州城头的时候，发现暮色笼罩的城门口正在发生一场殴打。皮带声和惨叫声挤满了并不宽敞的门洞。殴打是单方面的，是士兵殴打工人。门洞里翻倒着一只浆糊桶，浆糊正在发出麦子的香味。邓演达知道这是工人张贴的传单惹怒了士兵。
“别打！打什么人？让我看看贴的什么！”邓演达喘着气说。他让自己的两条麻木的腿停下来，停下来的腿一直筛糠不止。两个士兵惊疑地瞧瞧这个疲惫不堪但说话口气很大的查线员。这查线员说话的口气百分之百像长官。
邓演达看墙上。他的目光首先接触到一张告示，那是汪精卫于7月15日签署公布的《统一本党政策案》。这个文件表明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也表明了1925年至1927年的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是最终失败。然后，他邓演达的目光就停留在一张浆糊未干的传单上，他的耳边响起了宋庆龄的悲愤之声。他知道，这位张贴传单的工人，心情也是同样悲愤的。现在连悲愤之情的某种偷偷的表达，也要挨皮带了。
“你们不要打他，更不要撕这份东西！”他说。
士兵们脸上就挂不住了：“关你屁事！我们不仅要打，还要抓他呢！”皮带又夹头夹脑下去了。刚刚站直的工人又“哎哟”一声倒了下去。
邓演达的疲惫之感一扫而空。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出手的，反正他的出手非常凌厉，两个士兵还在摸不着头脑的时候，就已经一起倒在了地上。
士兵们很快就爬了起来，一个上起刺刀，一个摸出铁哨子瞿瞿地吹。吓慌了的工人赶紧推邓演达：“好人，你快逃！”
又有三个士兵出现了，踢踏踢踏奔过来，并且很快就扭住了邓演达。
邓演达继续挥拳，左打右击，但渐渐有些力不能支，尤其是连续走了两百里路的两条腿，不再怎么听使唤。
突然一个班长模样的喊起来：“你不是邓主任吗？”
“你好眼力。”邓演达喘着气说。
“弟兄们，住手！他是我们的邓主任！”
士兵们全愣住了。
班长在浓重的暮色里说：“邓主任，我听过你的演讲。我知道你是反对汪主席的。你快走吧，现在太危险了！”
邓演达拉拉衣服，说：“我当然要走，我穿这身衣服就是为的走。但我想留一句话。吃兵粮的弟兄们，你们不要打工人。你们家庭里，也有兄弟姐妹当工人当农民的，他们日子很苦。你们这些扛枪吃兵粮的，也是辛苦人。苦人无论如何不要打苦人。”
士兵们垂了枪也垂了脸。那工人很快就被放走了。于是邓演达说：“我走了，谢谢你们！”
但他这时候又被墙头上的一份快报吸引住了。那份快报上有几行字还能依稀看出来：“鲍罗廷被武汉政府礼送出境……自武汉去陕西……取道西安回俄国……”
老鲍，他喃喃地说。
邓演达在郑州城的墙洞内念叨老鲍的第三天，蒋介石也在上海念叨上了鲍罗廷。
那一天，他正与几位南京政府的军政委员、以及位上海经济界大亨一起漫步走过外白渡桥。
“汪兆铭说过很多废话，”蒋介石在桥的中央站了下来，抬眼眺望黄浦江面，“‘礼送出境’这四个字，他倒用得恰如其分。鲍罗廷这个老毛子留在中国还能做什么事呢？除非每天参观共党分子一批批抓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