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慌不忙熄了雪茄，“你要说的第五件，是什么事？”
“这第五件事，与前四件事，性质迥异。”
“快说吧，我还有要事。”
“作为中央局秘书，我也许多嘴。然而作为你的学生与同志，我还是想说。”
“说吧，说吧。”陈独秀不知他卖什么关子。
“仲甫，你又是一个礼拜没回家了，我看嫂夫人眼睛都哭肿了。”
“润之，你烦不烦？”
“嫂夫人找不到你，我是你秘书也找不到你，你住哪儿了？你一个礼拜不来中央局看文件了，我不烦心谁烦心？”
“我比你还烦心。我实话对你说，润之，我陈独秀降生于世，是为主义为事业而来，欣赏我陈独秀，就须欣赏我之事业。君曼不欣赏我的事业，我也无法再欣赏君曼。潮起潮落，月圆月缺，虽令人感叹，终也是合理之事！”
杨开慧忽然推门进来说：“陈先生，你叫我去讲课，若是要讲你的这套理论，我是讲不来的。”
陈独秀忽觉有些尴尬，愣了一会，哈哈冲天一笑，说：“哎呀呀，真叫是女承父业！你父亲一上讲台就是伦理，你跟我一见面也来论理，我陈独秀一张嘴巴，怎会有敌得杨家将两代之理？哈哈哈哈！”
毛泽东使使眼色，示意妻子退走。
陈独秀笑毕，用手搭着毛泽东的肩膀，认认真真说：“润之，别说了。无论是对中国女人，还是对中国政治，我都比你懂七倍。”
陈独秀话已至此，毛泽东也只好沉默。
又一个礼拜之后，毛泽东发火了。起因是陈独秀又失踪了一个礼拜。
在发火的前三天，毛泽东耐住性子，千方百计去找了一次陈独秀。作为中央局秘书，他知道自己的职责所在。国共两党合作之后，全国工农运动高涨，各地报告雪片般飞来中央。而北洋军阀政府的镇压与国民党右派的聒噪也不容轻视，许多情况需要及时应对，在这种局面之下，陈独秀的经常性失踪实在是不能容忍的。毛泽东去找陈独秀，拖了一个向导，这向导便是陈独秀的老乡汪孟邹。高君曼透露给毛泽东说，汪孟邹不可能不知道陈独秀的隐秘住处。
汪孟邹同意做毛泽东的向导。他的答应很勉强。他戴着一顶铜盒帽，慢吞吞走在法租界的七月的烈日下。毛泽东步步紧跟他走，脸上也有豆大的汗珠。报童从他们两人之间的缝隙里鱼一样穿过，尖声喊叫：“请看国民党元老反对共产党！”
“请看广州沙面工人罢工！”
报童飞走之后，又有一个尖嘴猴腮之人神秘地拦住他们：“先生，阿要领你们到东洋堂子和罗宋堂子白相白相？”
摆脱这个猴腮之后，再前行二三十步，走到一处里弄口，汪孟邹便止步不走了，嘿嘿笑，脸上显露难色。
“毛先生，”汪孟邹不无歉疚，“不是敝人一定不肯带你去寻，仲甫这个人的脾性，你是知道的。”
“汪先生，若不是火烧眉毛，我也不会请你出山。”
“毛先生，你的心境我知道，只是我实在不便做这种事情。俗话说，得饶人处且饶人，毛先生你还是抬抬手饶了我吧。”汪孟邹一边说，一边就抬手叫黄包车。
毛泽东见他执意如此，也不再勉强，只是心头又添了一重恼。
三天之后，一辆黄包车在三曾里的里弄口停下。闸北区三曾里是中共中央局机关。
陈独秀一边从黄包车上跳下，一边还朝车上招招手。车上有一女子坐着。
所有的这一切，都叫站在二楼窗口的毛泽东瞧见了。毛泽东心里一紧：这个委员长啊！
所以当陈独秀走上楼梯时，就看见毛泽东倒背着手，站在楼梯的顶端候着他。陈独秀注意到这位中央局秘书脸上阴云重重。
“我带来了两个香瓜，你吃。”陈独秀说。
毛泽东说：“我可以不知道中共中央委员长的住地在哪儿，可是中共中央委员长也不能让外人知道中央局的驻地在哪儿！”
陈独秀将香瓜往桌上砰地一拍，强词夺理：“谁知道了？”
“起码黄包车里还有一个人知道。”
陈独秀看着汁液从裂开的香瓜里黏黏地流淌出来。他压住满肚子火气，说：“除了马林，满天下，没一个人可以在我陈独秀面前大声嚷嚷的，看来，我还得允许我的秘书对我发火。”
“独秀同志，我不想发火，我宁可你发火。说实话，这段时间，面对国民党右派的挑衅，我最为担心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委员长不敢发火！”
陈独秀伸手蘸蘸桌上的瓜汁，像个孩子似的吮吮手指。
他说：“你发那么大火，我还哪敢发火？润之，你吃香瓜，真的甜呢。好好，我以后常来就是了。今天你是委员长，我是你秘书，行不行？”
陈独秀这么说话，还是很罕见的，毛泽东不由笑出声来。毛泽东开始吃香瓜。
“好吧，”陈独秀说，“关于国民党右派的情况，你说吧，润之。”
毛泽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