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出来不出来！”门外忽然响起陈独秀的大嗓门，“是润之在享天伦之乐了吧？哦，好香好香！”
陈独秀闻到了尿布的味道，用手在鼻前掸掸。
毛泽东一见陈独秀就叫：“仲甫，你这一礼拜又到哪儿去了？怎么打听也打听不到你，真是急死人！”
陈独秀乐呵呵说：“既名独秀，独往独来，便是其中应有之义，何足奇哉？哎哟哟，开慧胖了！听说你在长沙讲课讲得好，上海纺纱女工多，你也给大家启蒙启蒙。”
杨开慧说：“只怕是进了大城市，轮不到我们讲哟！”
陈独秀又对毛泽东说：“润之，我今天要学学你的岳父给你改字了，你今后可以不叫润之，改叫润子：两年就是两个大胖儿子！”
这句话，杨开慧听得脸红。毛泽东则无所谓，他抱起乖乖的岸英，双腮亲一亲，心里甜滋滋的。
陈独秀说：“不过，还赶不上我，我已经四个儿子了，延年、乔年、松年、和年，外加一个女儿。四子一女。女儿偏也有男子气，起个大名叫做子美，也带一个子字，真可谓结结实实的五子登科！开慧，你呀，还须努力哟！”
杨开慧脸更红了。陈独秀见状，忙说，不说了不说了。
毛泽东说：“仲甫，我倒有话说。我有几件急事汇报。”
他把陈独秀引入侧室，紧闭房门，脸色也随之沉重起来。
“仲甫，我要紧急汇报五件事，也算个五子登科吧。头一件，对张国焘的营救，尚无眉目。”
一说起张国焘在北京被捕之事，陈独秀心里就痛。张国焘是跟他的女友杨子烈会面时被捕的，两人一起落入了京师警察厅侦缉队之手，时间是上个月的21日。据说是遭受了严刑拷打，情况很不好。毛泽东告诉陈独秀，他已经两次去电北京，请北京同志千方百计营救，目前正在进行之中。
陈独秀连抽两口雪茄，心间略有宽慰。这时候毛泽东开始汇报第二件事。毛泽东有个怀疑，这第二件事是不是与第一件事有所瓜葛。这第二件事，就是京师警察厅已明令通缉李大钊，警察赶去铜幌胡同李大钊的新宅抓人，但是没有逮着，李大钊已及时避往河北乐亭老家。
毛泽东小声对陈独秀说：“北京党内有同志猜测，是不是张国焘在狱中有所交代，致使李大钊遭受通缉。”
“无依据之猜测，不足为信。”
陈独秀对张国焘是信任的。直至后来张国焘出狱，他也没有对张国焘在鞭刑之下的慌乱有丝毫的猜想。
毛泽东后来也不提这一茬了。他认为陈独秀的这一制止是对的，无端的猜测历来不好。一直到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之后，有人报告毛泽东一些敌伪档案的情况，毛泽东才明白张国焘在1924年确实由于拷打而供出了李大钊。那是一份纸页发黄的公文，题为《京畿卫戌总司令部咨请转严拏共产党李大钊等归案讯办文》，内容是这样的：“案据京师警察厅解送拏获共产党人张国焘等一案，业将审讯情形函达在案。兹经派员将张国焘提讯明确，据称：伊等以私组工党为名，实行共产主义。陈独秀为南方首领，有谭平山等辅助进行；北方则李大钊为首领，伊与张昆弟等辅助进行。北方党员甚多，大半皆系教员学生之类，一时记忆不清。时常商量党务，男党员有黄日葵、范体仁、李骏、高静宇、刘仁静、方洪杰等，女党员有陈佩兰、缪佩英等。查李大钊充膺北京大学教员，风范所关，宜如何束身自爱，乃竟提倡共产主义，意图紊乱国宪，殊属胆玩不法。除张国焘等先行呈明大总统分别依法判决外，其逸犯李大钊等相应咨行贵部查照，转令严速查照，务获归案讯办，以维治案，而遏乱萌。”
历史在掀开自己面纱的时候，于细节部位，总是撩得慢一些的，有时就要慢几十年。
1924年6月毛泽东向陈独秀汇报的第三件事，就是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问题，他已按陈独秀的意见，设法通知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首席代表，赴莫斯科开会。这样做，也正好让李大钊躲避一下风头。
“守常接到通知没有？”
“接到通知了。他将扮作一个商人，从哈尔滨、满洲里秘密入境苏联。”
“这就好，这就好！”陈独秀宽了心。国焘已身陷囹圄，守常再也不能有丝毫的闪失了。
“第四件事，国民党内之右派势力，恐惧两党合作之后的革命局面，又取反扑之势。据我们所获消息，在这股势力之中，张继一个，邓泽如一个，最为起劲，本月18日，他们又上了书。”
陈独秀问他们上书给谁？难道孙中山还能听他们的？毛泽东告诉他，这一回他们上的书与先前不同，竟是血书，上送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执委，内容是再次弹劾共产党，声称“绝对不宜党内有党”。问题是这次孙中山看了血书之后，不置一言，罕见地保持了沉默。
陈独秀还是判定，孙中山不会受这股逆流左右，而毛泽东则建议，廖仲恺传来的这一消息务必要引起中央足够重视。
“好了好了，”陈独秀胸有成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