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当响。高君曼劝丈夫：“洋人有洋脾气，你总是要客气一点。”
陈独秀按亮了灯，起身靠在大钢床的床档上，点起一根雪茄，说：“上回来的那个威金斯基，倒是和颜悦色，秀才脾气，你不把话说完他绝不插嘴。这个马林，不是马，是牛，比牛还牛。”
“你也够牛的。”
“我牛，是因为我牛得起来。我懂我的国家。我也懂我的党。我们什么都在做，《新青年》被封了，但是我们还在出版。李达的《共产党》月刊也出得很利索。张国焘的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也特别卖力，毛润之在长沙已经办起了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分部，正在酝酿工人罢工。我们还要办一家人民出版社，再出他十几本共产主义小册子。我觉得我也够牛了。他呢，他凭什么牛？他牛，说明他实在不知天高地厚。他连我们国家有几个省都数不过来，他牛什么？”
听丈夫这么说，高君曼也不能说什么，便叹口气，抬手熄了灯。
窗外路灯把树叶的影子花花地照进来，满了半堵墙。不知哪儿有自鸣钟响，叮叮当当，如秋虫子叫。
陈独秀烟头一亮，黑暗里又说：“我这人，先前，听得钟声，心里便急，血都会涌起来，江浪似的。现在，听得钟声，眼面前晃动的不是一口钟，而是打钟的人。打钟的人牵着长绳，一扭，一扭，钟就响起来。这很危险。”
危险什么呢，妻子不明白。
这很危险，陈独秀继续缓缓地说，危险在于一个血性汉子的血，在这种鼓动之下，并不容易涨起来。对于有献身精神的男人来说，这是最险最悲之事。
妻子听了，没有吱声，过一会，忽然抽抽噎噎起来。陈独秀奇怪，问她是不是还在担那个洋人的心，说我的事，你就不必要多担心了。高君曼说：“不是担心洋人，是担心你。当家的，你不让我担心，我能不担心么？你刚才说献身，你到底献身献给谁了？你好几个晚上都不回渔阳里睡觉了。”
“又担心我在外头有女人？”陈独秀冷笑，灭了烟头。
灭了烟头的陈独秀在黑暗中告诫妻子，不必再提起有关女人的事。把陈独秀与女人扯在一起的花边新闻，北京和上海的报纸上从没有断过。既做了陈独秀的女人，就别再提陈独秀与女人的事。他在外边过夜的根本原因不是女人而是地下斗争的需要。这一点，作为陈独秀的女人，尤其要心明如镜。再说，自打到了上海之后，他陈独秀在外过夜的次数确实是少而又少了。
絮叨半天，陈独秀才让高君曼的那颗受伤的心扎上绷带。可是此后没过一个月，这颗心又流泪了，且是大泪滂沱。一九二一年十月四日下午两点多钟，这真是一个不幸的时刻，一群法探和华探冲进渔阳里二号，以窝藏查禁刊物为名，逮捕了陈独秀。同时被捕的有高君曼、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四人。
这次突如其来的磨难，在其后的发展中，倒是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产品，它奇迹般地消弭了陈独秀与马林之间的几乎是剑拔弩张的对立。
案子其实不复杂，巡捕房这回的逮人，并非冲陈独秀而来，而是冲查禁之刊《新青年》来的。所以，陈独秀在捕房化名王坦甫，蒙了对方好长时间，最后才露了馅。陈独秀在暴露身份之后，对捕房说，我太太是家庭妇女，另外的人，都是跟她叉麻将的，我的事，与他们无关。捕房后来就相信了这样的解释。陈独秀的这种好汉做事好汉当的结果，最后造成了他独自一人的羁绊。
对此，马林急坏了，到处找人保释他。刚当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才两个来月，就入了捕房，这算是什么事！马林花了一大笔钱，力求法国著名大律师巴和出面相助。巴和此人，要么不开金口，一开金口，齿缝间便有风暴，这种风暴已被多次实践证明能收摧枯拉朽之效。马林坚信巴和的能耐，因此愿意打通种种关节请动巴和。
陈独秀本人这一回也做好了长期坐牢的准备，文王拘而演周易，他从来不怕坐牢，他也不知道马林在为他的这一次突然蒙难而挥汗奔波。他在被捕当天就对难友包惠僧说：“你会马上释放的。他们没有证据。”
“我陪你一起坐牢。”包惠僧当时这样说。
陈独秀脸一沉，说：“傻话！我告诉你，家里有马林给我的信。如果他们搜出来，可能要判我七八年刑。这一回，我是没指望了，打算坐长牢。你们呢，出去之后，继续干。不愿干，也不必勉强。”
包惠僧大声叫屈：“你也太小看我了，陈先生！”
陈独秀长叹一声，说：“我已经第三次受铁窗之累了。一次在安徽，一次在北京，这一次在上海。我觉得这一次，受难要受长了。虽有出师未捷身先亡之感，对不起本党同志，但牢狱这个东西，至于我，从来就是一块磨刀石！”
“陈先生，”包惠僧眼泪汪汪起来，“你别叹气了。你这么一叹，做学生的，心都要碎。”
狱内人心碎，狱外人的焦虑不亚于狱内之人，上海的共产党人对此无不忧心万分。李达已连续两夜未眠，他一再问张太雷：“联系褚辅成出面保释有没有可能？褚辅成